胡耀邦葬礼惊人一幕:遗孀拒与邓小平握手

　　1987年，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后，中央曾发布多份文件批评胡耀邦。美国汉学家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港版未删节中文版 ）引述当年中央3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等 6条罪状。该书说，在1989年胡耀邦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编者注： 2012年第6期《炎黄春秋》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一文则说：“ 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

邓小平（中）出席胡耀邦葬礼

　　学生运动和胡耀邦的落马

　　1986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及其妻子艾美黛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学生示威，中国电视上的这些新闻也点燃了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中国在1980年初只有大约350万台电视机，随着电视机产量的爆炸性增长，到1985年初已超过4000万台。1986年的中国电视观众从电视上了解了国内外大事，包括经蒋经国在1986年9月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的大选激动人心：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1986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年5月29日，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赵紫阳承认一些学生得出这种结论不足为怪，因为在1978年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一些失误。他批评有人放松了党对游行示威的管制。但他并没有提到要为此负责的人——胡耀邦。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于北京，可是这一次却始于安徽省省会合肥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方励之是一名充满活力的演说家，不管他在哪里发表激进言论都会听众如云。例如，1986年11月18日他在上海同济大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成功的。”

　　他又说，现在的中国政府是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他向听众讲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如何冲破教义传统的束缚，并嘲笑毛泽东称赞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富有智慧。他斥责了胡乔木，说如果他懂天体物理学，那么科学家会欢迎他讲话，不然的话他还是少说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安徽省前省委书记、最开明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万里想限制一下方励之，说他已经给了方励之足够多的民主。方励之则回答说，万里当副总理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无权决定允许多少民主。

　　如果方励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不难及时把他打压下去。然而方励之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是中国试图培养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16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教授。1986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访学数月后归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当时还不是互联网时代，但听众把他的讲话录音和讲稿向各地的朋友传播。1986年12月4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之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

　　在12月8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为了安抚学生，承认大学的条件确实有待改善——这成为后来保守派批评他对示威学生太软弱的理由。第二天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武汉、西安和合肥的学生再度走上街头。虽然中国的电视台封锁消息，但学生们热切地收听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有关示威的新闻。

　　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件往往很糟糕，八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在方励之点燃了唤醒学生的星星之火后，示威活动蔓延至北京和其他大约150个城市。各地领导人承担着控制学生运动的责任。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此后几天，由于学生们忙于期末考试，同时上海市政府宣布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学生游行也随之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江泽民在北京高层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杨尚昆被召集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

　　他们说，形势十分严峻。在邓小平等一些老干部看来胡耀邦有严重缺点，而他控制学生运动的无能成了导火线。邓小平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胡耀邦的领导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行动。过去他没等到党的十二大就让华国锋靠边站，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让胡耀邦下台。

　　邓小平知道让胡耀邦下台会带来麻烦，因为胡耀邦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把胡耀邦撤职也会让人们怀疑邓小平当初选择胡耀邦是否明智，就像毛泽东和林彪翻脸使人怀疑毛泽东当初对林彪的判断是否明智一样。邓小平也知道，在献身改革、争取知识分子和地方干部的热情支持上，没有哪个人比得上胡耀邦。邓小平在1986年5月曾问过邓力群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看法，至少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虑替换胡耀邦的问题。但邓没能预见到对胡耀邦的撤职会在仅仅两年后胡去世时引发那么大的骚乱。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叫来，宣布必须结束对学生运动的宽容态度。他对他们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递交辞呈的时候到了。

　　邓小平接着批评方励之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要开除。……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的当权者，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1987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使群众对随后胡耀邦在这两个问题上受到批评有了心理准备。次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邓小平同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和胡启立几个高层干部作了沟通，他们都同意接受胡耀邦辞职。然后邓小平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作为筹备十三大的领导班子，并告诉他们在对胡耀邦进行公开批评前，马上在1月8日组织一次“党内生活会”（实际上是关门斗争会）胡耀邦的支持者后来说，利用“生活会”批评胡耀邦，违反了解除总书记职务的正常程序，因为把如此高职位的人解职首先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然后要有中央全会的批准，最后要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邓小平则选择在把胡耀邦的问题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就用“生活会”给他定了案。

　　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但1987年1月6日发给全党的1号文件的内容却是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的指示要点。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必须态度坚定。

　　对拒不接受“教育”的人要作出严肃处理。没过几天示威就停了下来，没有任何有关示威者死亡的报道。邓小平在1月6日也见了胡耀邦一面，通知他要召开批评他的“党内生活会”。在组织这些会议期间，邓小平指示党内干部要“软处理”。他说，不要搞成路线斗争，也不要提“团派”（共青团）开会不是为了打击报复。但是，胡耀邦在上层的自由派干部、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毕竟有众多追随者，邓小平认为，为了消除胡耀邦的影响，有必要对他的问题作出详细而全面的说明。批判胡耀邦最坚决的人是邓力群，他被请来起草这个批胡的文件。同时赵紫阳也与胡耀邦见了面，通知胡说，允许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职，但他要对次日召开的批评会作好精神准备。赵紫阳还劝说他，如果再发生学生示威，一定要坚定公开地表明反对立场。1月10日至15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上，有二三十名高层干部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和陈云两人地位太高不宜到会参与批评，不赞成把胡耀邦撤职的李先念借故留在上海，也没有参加。有人说，如果叶帅没有死（他于1986年10月22日去世）他会保护胡耀邦，绝对不会允许开这种批评会。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未能承担起责任，按邓小平的指示阻止学生示威。“自1986年11月以来，小平同志曾就这次十年来最大的学潮给我作过三次指示。”

　　此外，他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些具体问题上受到批评，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严肃的交代，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也试图作出辩解：

　　关于他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确实讲过一些话，也抓过一些事，但没有严格把握这些基本原则”。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觉得只要干好工作，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关于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讲过之后，我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制止一些错误言行”。

　　关于培养干部接班人问题：“党中央，特别是一些老革命，一再要求我培养好接班人，大胆提拔德才兼备又有经验的同志。对此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提拔和安排干部上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总是集体开会讨论。我没有提拔过有私人关系的人或支持过小圈子……但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关于外事活动：“一定要特别慎重。负责接待外宾的部门请我见陆铿，我没有拒绝，这是个错误。我在同他谈话时……没有断然否定他的一些说法”。

　　关于“思想”：“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之后，我在思想斗争中总想维护安定，担心出乱子。我把精力主要用于防左，没有防右，……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在长期任职之后，我变得过于兴奋急躁……不能冷静听取别人的意见”。

　　关于答应下面的事太多：“我从来没有批准过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

　　胡耀邦对随后受到的猛烈批评完全没有准备。他后来说，如果他知道“党内生活会”是那个样子，他就不会交辞职信，也不会作这种全面检讨。邓力群对胡耀邦的详细批评占去了1月12日整个上午和次日的半个上午，总计五个多小时。邓力群一一列举了胡耀邦的“错误”。他说，胡耀邦最大的失误是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斗争关注不够。他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他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充分征求老领导的意见。赵紫阳在1月15日也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后来，1989年赵紫阳被软禁后，他在跟别人的交谈和录音中痛心地表示，虽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对胡的批评并不过分，他和胡耀邦对改革有着一致的看法，并曾合作共事。他说自己“没有对胡耀邦落井下石”。当时，在1月15日的生活会上，赵紫阳批评胡耀邦说，他虽然大公无私，但是也有弱点。“他喜欢标新立异，搞些噱头。他不服从纪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权力，问题就会更大……为什么他对刘宾雁、王若水这种放肆的人那么宽容？他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

　　赵紫阳又说：“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条件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不在了，我是无法继续与他共事的，那时我就要辞职了。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或过去怎么定的，他想怎样就怎样。”

　　胡耀邦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紫阳会这样批评他。

　　胡的朋友也觉得赵紫阳确实是在“落井下石”。15日上午的“党内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检讨，他表示要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但是他也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了更加正规的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中顾委的17名老干部，没有参加“党内生活会”的陈云表明了他的意见。他说，他在1980年完全支持提拔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决定。但是1980年至1981年这段时期他观察到胡耀邦领导的书记处并没有把工作做好。胡耀邦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此外，他到下面乱跑，一个星期就能跑22个县，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他也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而即使是为了搞好党内民主，也应当定期开会。陈云又说，他在1983年3月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选拔干部应该选来自五湖四海的能人，胡耀邦却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选拔干部要考虑“德才兼备”，但“德”（对党的忠诚）是第一位的。不过陈云强调说，解除胡耀邦的职务要遵守党内程序，这一点十分重要。未经正式程序胡耀邦就被解除了总书记一职。赵紫阳仍然担任总理，但接替胡耀邦成了代总书记。赵紫阳说，他不想当总书记，他更适合担任总理。但是一些知情的观察者认为，在邓小平的人中间并没有既适合这个职位、同时又能得到其他领导人赞成的其他人选。与会者确实普遍认为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表现出众，因此没有太大争议就通过了让他担任代总书记的决定。这些决定后来得到了中央全会和十三大的正式批准。胡耀邦仍保留着党员和中央委员的身分，而且名义上暂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事实上他完全靠边站了。

　　一些思想开明的党员担心，胡耀邦下台后保守派可能会取得控制权，放慢改革开放的步伐。但是，继续领导党的日常工作的“五人小组”——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万里和胡启立——都亲近邓小平，愿意听从他的领导。邓小平和赵紫阳都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变。胡耀邦的秘书在1月17日告诉胡的家人说，胡耀邦现在身心憔悴，要在中南海勤政殿休息一段时间，他要求家人不要去看他。两周以后，胡耀邦经由一条专用通道，从中南海走回了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家中。他让助手收拾好他过去十年里的讲话、报告和各种文件，在家里花了三个月阅读这些材料，最后断定自己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他在家里也看电视，重读马列全集的一些章节。他很少会客，也几乎不参加党的活动，但他出席了解放军“八一”建军节的庆祝活动、七中全会和中共十三大。

　　1月19日中央印发3号文件，列举了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原因：（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3号文件还附有胡耀邦本人的检讨摘要。他在检讨中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不过他没有说自己对思想的宽容态度导致了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学生示威。3号文件中还说，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这些老干部只要身体健康，今后仍会继续为其他干部——这是指总书记和总理——提供指导。3月和5月又印发了3号文件的补充文件，对胡耀邦担任领导期间的问题作了更具体的说明。在很多自由派干部看来，这是一场有失公正的悲剧：像胡耀邦这样为国家辛勤工作、大公无私的人，其治理方针本可行之有效，却被他为之忠心效力的人罢了官。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另一些干部则认为，假如胡耀邦继续在台上，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因为胡缺少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所必需的坚定立场。他们感谢邓小平精心安排，没有给党造成损害就撤掉了胡耀邦，保持了党内高层的团结，使邓小平的改革得以继续。两年后胡耀邦去世时，这两种分歧严重的观点再次交锋，并且造成了更加可悲的后果。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曾数次邀请胡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1987年12月30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职那天的整整一年后，他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邓小平问胡耀邦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没有回答。在1989年4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多管齐下，加强他认为在胡耀邦领导时期日益松弛的党内纪律。为了减少胡耀邦的影响力，邓小平公开宣传胡耀邦的“错误”，并把批评中共但一直受到胡耀邦保护的一些追随者撤职。邓小平还意在遏制对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等西方观念日益广泛的渴求，他认为有人利用这些观念来挑战党的最高权威。

　　邓小平亲自主持的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了要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邓小平还同时宣布，要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1月28日春节前夕发布了中央4号文件《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即将开展的运动作了说明。受到胡耀邦保护的知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出党；朱厚泽在3月也被撤销了中宣部部长一职。刘宾雁为自己辩解说，他的报告文学批评的是一部分中共干部，并不是在攻击党；但有些高层干部认为，他的批评以及对人道主义理想抱“更高忠诚”的呼吁使人们对党产生了消极印象。还有不少人虽然未在媒体上遭到批判，但受到了内部批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和一些大学行政干部中的党员。为避免在知识分子当中造成严重的消极反应，邓小平宣布运动只限于党内。

　　很多在胡耀邦手下工作过的有经验的党内高官，如朱厚泽、吴明瑜、于光远和任仲夷，依然坚信方励之、王若水和刘宾雁不会危及社会安定；示威活动能够通过协商加以解决；扩大开放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实力；邓小平高估了国家稳定受到的威胁，作出了过度反应。

　　邓小平试图在主管宣传工作的高层干部中加强纪律，要求他们维护社会主义理想。3月29日中央印发了一个改进报刊与出版工作的文件，然后便出现了一篇又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广播也在不停地宣传同样的内容，包括批判主张个人主义和腐化堕落的西方思想。媒体还歌颂爱国主义，赞扬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科学成就。邓力群在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相反，赵紫阳设法限制这场运动对经济部门的消极影响。他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不应干扰经济，群众对政治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在为推动运动召开的4月6日至12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邓力群漫无边界地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愤怒。赵紫阳的助手鲍彤拿到邓力群的讲话文稿后，赵紫阳把它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作出了赵紫阳和鲍彤所期望的反应：他同意邓力群走过了头，疏远了过多的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干部。有些自由派党员担心邓小平可能会考虑让邓力群成为胡耀邦的接班人。邓小平此时的反应标志着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邓小平不再支持邓力群了。

　　在确认了邓小平对自己的支持后，赵紫阳在1987年5月13日发表讲话，含蓄地批评了邓力群，实际上也标志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几周后的7月7日，赵紫阳解散了过去邓力群维护正统思想的根据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邓小平并未对此表示反对。政治气氛的这种变化加强了赵紫阳的地位，削弱了邓力群的影响，为赵紫阳在十三大提出更开明的工作计划铺平了道路。7月10日，曾在1950年代短期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交给邓小平一封信，信中含有详细的批评邓力群的内容。李锐说，邓力群在延安时代曾滥用职权调查李锐，并不断找李的妻子谈话，随后又引诱她。李锐还批评邓力群也整过一些好干部。当邓力群受到攻击时，赵紫阳也感到了来自保守派的压力，后者将赵视为对保守的经济政治方针的威胁。赵紫阳后来回忆说，他之前还与保守派维持着比较不错的关系，但是在他撤掉了邓力群的根据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之后，他与陈云和李先念的关系受到了伤害。赵紫阳还说，十三大之后这些保守派领导人担心他会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三大：赵紫阳主政

　　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像皇帝一样至死不退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对高层领导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然而就邓小平本人而言，退休是有附加条件的。赵紫阳在1989年5月向戈巴卓夫透露说，中共的十三大有一个内部约定，即使邓小平已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但在大事上他仍保留着最后拍板的权力。

　　与邓小平同龄的那一代老干部知道，只要邓小平决定退休，他们也只能跟着退。1985年邓小平开始提出他可能退休的问题时，有些老干部请求他留任。就像其他对权力交接的时间和过程并无明确规定的国家中的集权统治者一样，邓小平及其同事有理由怀疑一些没有耐心的年轻干部甚至在老干部还不打算退休时就开始为他们的退休作准备，或至少热切期盼他们退休。1986年11月11日，在为筹备一年后的十三大而召开的小型会议上，胡启立就提到过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将要退休的事。薄一波听到这话脸都气红了，问胡启立：“你是不是盼着我们都早点死啊？”胡启立客气地回答说，他希望他们继续干下去。从来不知隐瞒情绪的王震也曾在中央党校大骂胡耀邦在为老干部退休作准备，他其实说出了其他老干部的心声。在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了所有党政职务，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但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其他老干部别无选择，也只好从正式职务上退下。陈云获准取代邓小平成为中顾委主任，第一线的工作则交给了赵紫阳。

　　党的十三大是赵紫阳的大会。邓小平知道，为了使接班人有效行使领导权，必须给他相当大的活动空间。除非邓小平认为事态紧急，赵紫阳就是当家人。把胡耀邦解职后，邓小平让赵紫阳放手筹备并领导了十三大。赵紫阳在5月13日的报告不但标志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也是赵紫阳为期半年的全力以赴地领导十三大筹备工作的开始。为使西方民众对此变化有所准备，赵紫阳在1987年9月25日接受了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的采访。在聚光灯下，赵紫阳对自己将在一个月后的党代会上正式成为新的第一线领导人显得踌躇满志。赵紫阳虽然成了当家人，但他仍是在邓小平划定的范围内做事。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表明自己对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信念。邓小平长久以来一直赞成党政分家，赵紫阳也紧跟这一路线。尽管如此，赵紫阳还是获得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因为邓小平甚至陈云都清楚，在赵紫阳的领导下经济和政治体制都会继续发生变化。

　　1987年5月29日，在绿灯亮起的两周以后，赵紫阳对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他正在为十三大准备一个政治改革纲领，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赵紫阳说，这个过程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也将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成功。改革要循序渐进，一个省一个省地进行。赵紫阳说，将来党不会再插手政府事务，党内将会有高度的民主。

　　为了反映各级干部的意见，文件总共修改了八稿。9月27日邓小平看过文件后决定不再作任何修改，只是简单地批示说：“看了，没意见，写得好。”

　　根据赵紫阳的指示，文件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标题提交给十三大。邓小平在大会前夕发表简短讲话，表明他完全支持这个报告。像邓小平一样，赵紫阳也力图回避会引起争议的观点。十三大的文件既支持继续改革开放，也避开了容易引起争议的具体问题。赵紫阳选择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主题，这是这个概念第一次被党的代表大会所采用。它的好处是既可以让那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继续坚持中国最终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念，又给予了那些相信市场的人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自由空间。当有人问到这个初级阶段会持续多长时间时，赵紫阳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体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

　　实际上，赵紫阳是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无限期地拖后，他要让那些希望经过短期整顿后党会再次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人打消这种念头。十三大为经济体制提出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一新说法，反映了市场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这与过去宣称计划优先的文件相反。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详细硬性计划的作用将持续下降。要建立劳动力、技术、信息和房地产市场。赵紫阳说，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报告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方向：

　　（1）实行党政分开，减少党在领导政府事务中的作用。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全职书记。

　　（2）进一步下放权力。

　　（3）政府各单位要明确职责，减少职权的重叠。

　　（4）提拔、降职和奖惩要以工作表现作为依据，培训、工资、福利和退休的权利都要有法律加以保障。

　　（5）在关系到地方群体的问题上，政府要与地方干部进行协商并向群众告知结果。

　　（6）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要允许各种群众组织，如妇女、工会和其他团体，表达他们所代表的群众的意见。

　　要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大会还批准了一些程序上的改革。为了能更及时地了解情况，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从一年一次改为一年两次。

　　政治局会议的重要决定将不再保密，而要在媒体上公布。对工厂、学校、医院、企业的党组织进行精简，使这些单位能够更加自主地作出有关自身工作的决定。在十三大召开前的几个月里，赵紫阳全面负责人事上的变动，但在选拔过程中老干部其实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局的新常委赵紫阳、李鹏、胡启立、乔石和姚依林都不是极端派。姚依林被公认是精明能干的管理者，得到陈云的强烈支持。好在胡启立和乔石都坚定地支持改革，这就保证了赵紫阳在常委中能成为改革的多数派。和两年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样，选拔标准强调教育背景、领导业绩和相对年轻。经过这次人事变动后，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降低了五岁。

　　另外，十三大的中央委员会的产生，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差额选举，因此就排除了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保证了当选者至少拥有其他人最低限度的支持。大会第一轮投票时，候选人比实际名额多出十人，因此得票最少的十人落选。邓力群便是落选的十人之一。这反映着邓力群受到普遍排斥，也表明胡耀邦得到普遍同情。随着邓力群离开中央委员会，兼之他的主要工作单位书记处研究室被解散，赵紫阳不像胡耀邦，他不会再被这个中国最执着的保守派揪住不放了。

　　十三大避免了害怕改革的保守派和担心停滞的改革派之间的尖锐分歧。两个最具争议、作为对立两派代表的干部——总书记胡耀邦和他的批评者邓力群——都被撤职，这使中间派更容易齐心协力继续推动市场改革和温和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保守派和改革派所争论的关键问题在十三大之前的几年里就已经转向更开放、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更多的市场改革。赵紫阳在十三大上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转向，尽管斗争仍在继续。邓小平把他认为过于宽容的胡耀邦成功搞下了台，并没有破坏中共上层的团结。赵紫阳坚持邓的四项基本原则，推进邓的经济和政治设想，邓有理由希望在自己退出之后，赵将有效引导中国走向改革的下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