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不特赦，王岐山还在等什么？

　　“55岁以上、地市任职、副处以上，一准是贪官，‘老虎’‘苍蝇’之别罢了。”“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近来，这些言论不断地被翻腾出来。而王岐山最近那句意味深长的“（特赦）还不是时候”便在此情形下引发人们的深思。

　　报道说，近期有官员问王岐山，是否有可能对主动自首的腐败官员酌情特赦。要在两年前，王岐山肯定要拍桌子大骂，但这一次，王岐山只是长叹了一口气说，“还不到时候。”这句话颇有蹊跷。时机未到，说明“阎王”必有所待，终究有“到”的时候？

　　所谓特赦，指以行政权免除罪犯全部或部分的服刑。学者认为特赦权始于19世纪的英国君主，在司法独立以及国会扩权的时代，是少数专属于君主的特权之一。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同的人或组织有下达特赦令的权利，比如国家元首或者议会。在不同国家里对特赦令的定义和理解也各不相同。比如有些国家中（如德国），对个人和对一群人的特赦令有不同的称呼和定义。在有些国家里，特赦令虽然免除被特赦的人的服刑期或服刑的重度，但它并不表示该人已经无罪了。在另一些国家中，特赦令也免除被特赦者的罪行。

　　在中国历史上，它多用于君主祈福禳灾，比如正旦、登基、寿辰、大婚等“偶发情况”时，所以推恩天下、广积阴德。此外亦有“常规特赦”，刘邦建汉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帛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南朝宋、齐、梁、陈四代，颁发铁券已较为普遍。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铁券，也给宠宦、宦官颁发铁券。到宋、元、明时期，铁券颁赐逐渐趋于完备。但铁券不一定有免死效用，在清代则完全废止。此外，君权社会，生死陟罚决于一人之手，国家法度相当有弹性，“特赦”便可法外施恩。

　　其实，中共建政后也实行了7次特赦：第一次是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前夕，“对在押的确已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州国战争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犯实行特赦”。第二次、第三次特赦分别于1960年、1961年实行，“都是对蒋介石集团和伪满州国罪犯确有改恶从善表现的进行特赦”。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分别于1963年、1964年、1966年实行。与前两次相比，只是在特赦对象上增加了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第七次是1975年，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给予公民权。

　　而在有着特赦传统的国家，比如韩国，2013年韩国总统李明博发布自从2008年就任以来的第7次特赦。柬埔寨（对红色高棉）、南非、智利等国家在近代对其过去的当权者进行过特赦。

　　但是，今日中国被拿来对比最多的还是香港。1971年港英政府颁布全新的《防止贿赂法案》，该法案扩大了犯罪概念的范畴和惩治范围，加重了刑罚。1974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到1977年10月，廉署在反贪污行动中逮捕了260名警官，引起警务人员强烈不满，数千警务人员游行示威，廉署总部遭到袭击。在这种压力下，总督颁布了“部分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在“特赦令”颁布之后，这种妥协和让步不仅没有让腐败势力“良心发现”，反而更助长了部分警察的嚣张气焰，甚至提出解散廉署。其后廉政公署不仅没有未放松追查，而且还通过了《警务条例》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即被开除，并不许上诉。

　　在今天看来，中国大陆大可以“依样画葫芦”。坦白说，此论并不新鲜，去年一些老牌的适度腐败论者等人也曾形成了一种舆论风潮。彼大谈反腐进入拐点，需要特赦划断，减少改革阻力。然而，在北京的一再强硬态度下，反腐接连“攻破”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等3只巨虎，而且副部级以上大老虎数量也破百在即，所谓“适度腐败论”一度销声匿迹。

　　而今，王岐山的一声长叹不知有何具体因由，也并清楚是在经过怎样的深思熟虑后放下了这句“还不是时候”的“遁词”。时机还未到，那么便说明在王岐山等中共高层的意识中是存在一个特赦考量的。但为什么不是时候，王岐山又在等待什么的？也就是说，特赦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阎王”才会颁布特赦令呢？

　　坚持特赦的理由是，贪腐者众，远超过中纪委力量所及，扭转局面或可期待，但涤荡一空则难以克功。2012年因“赦免部分退赃官员以换取支持政改”言论而名声大噪的中国纪检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去年还在坚持“特赦”而被遭遇炮轰，而今次面对王岐山的表态也异乎寻常地表示支持。“因为腐败的存量和呆账太大了，所以才要解脱一批，从而集中力量打击最少数。”他还列举了三个例子进行说明：第一，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曾推算，这么多年贪腐的账至少有10万亿，从GDP的算法来看，至少占到总量的3%。第二，曾挂职最高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根据他掌握到的检察机关数据，推算出全国至少有200多万腐败分子。第三个例子是《潜规则》的作者吴思，他曾做过一个统计，若以贪污一百万作为惩治标准，那么十万亿就需要杀一千万个人头。如此规模，可能及得上十几个中等县区，犹如潜伏在暗处的黑暗部队。

　　评论说，如果要把30多年的腐败官员都彻查清楚，仅凭现在的人力、财力、物力是远远不够的。最后可能要么鱼死要么网破，甚至鱼还没死，网就先破了。十八大前全国党员的年处分率只有千分之1.5到1.7，十八大后才突破千分之2，去年全国处分党员也才23万多人，也就是全国40多万纪检监察干部平均两人每年才查一个案子，而且这其中属于腐败案件的连三分之一都不到，要把200万腐败分子查完得需要多少年？

　　其实，披露王岐山此次谈话的高波透露，早在2007年就启动过特赦机制，但是效果很差，鲜有官员站出来主动承认问题，问题在于惩处力度不够，“说与不说都一样，当然不会去说”。而在本届任内，王岐山已明确要严查的是“四类人”，即“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而2014年公安部“猎狐”行动中，中共亦申明主动投案自首可获减免刑法。而在5个多月的时间，一共缉拿归案的有290人，自首的、主动缴款的、劝返的却高达390人。凡此种种因应动作，其实皆有“特赦”的含义在其中。

　　但是，连坚持了15年“特赦”探索的李永忠都认为当下并非特赦的时机，那么何时才是时机，或者能否仿效香港1977年特赦呢？《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在《“特赦贪官”必须具备的前提》中说，一、腐败止血，不再有增量；二、官员向社会公示财产，媒体和公众能真正监督权力。诚然此言，但是更为关键的一点是特赦，重在“赦刑不免罪”，方能震慑官场、取信于民，否则只能民心尽失、贪纵更盛。

　　其一，“决战”取得胜利，中共完全能掌控局势。习近平去年曾抛出反腐战进入“胶着”状态的判断，并誓言不计个人生死，这一如同当年朱镕基“棺材论”的说法震动颇大。正是在去年，隐藏的巨虎一个个现身，但是至今未现身的恐怕“能量级”亦不可小觑，譬如传闻中的郭伯雄等。反腐远未到一片坦途，可以解甲高卧的时候。

　　其二，退而求其次，反腐“较真”下去，非特赦不足以弭患社会动荡之危，特赦成为无奈之选。当年，港警冲击廉政公署，致使反贪腐改革遇阻，情势急转直下。但是反观当下，尽管有四大利益体杯葛改革，阻力重重，但是，中共这场反腐大战势如破竹，飓风所到之处从未受到威胁性的反击。习近平曾经对特赦呼声表示：“天塌不下来”“刮骨疗毒，才能使我们的党更加强大、使党的肌体更加健康”对腐败分子要“有多少就处理多少”。

　　其三，即便特赦，严密制度监视漏洞，保证腐败不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香港特赦令颁布的背后别忘了还有更重要的“后续”，香港当时处于民主体制下，官员财产公开等预防腐败机制的建立颇有的，而且对警方腐败行为的追查并未因为“特赦令”的颁布而终止，而是转入另一种调查特赦阶段。《警务条例》修正案更是形成严密的制度安排。但是反观当下，所谓“从治标到治本”的转变仍然多停留在四中全会的决议和草图中，王岐山仍难以真正腾手“建章立制”。

　　由此观之，王岐山的“时机尚未成熟论”绝不应该看做对贪腐的妥协，释放某种信号，而是当真王岐山在等待什么？也许是“新的猎物”，也许是等待一张牢不可破、密不透“虎”“蝇”的网。但是，老虎受审季才刚刚拉开帷幕，时机肯定不是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