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氏吏治新招 不贪不代表无罪

　　2002年5月28日，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发布消息，全球召回250多万辆存在点火器隐患的汽车。但本田汽车中国办事处和广州本田则表示，中国市场不在召回的范围之内，只是建议中国用户送车到特约维修店检修。当年这一“中外有别”的召回事件，曾引发中国媒体的哗然。更令人尴尬的是，当时的中国法律确实没有相应的规定，外国厂商不过是“合法”地歧视了中国消费者，以至于之后多个国外厂商，如德国奔驰、日本日产、日本丰田等汽车公司在进行全球召回的时候都表明“中国市场例外”。

　　不仅是汽车产品市场，中国的官员任免制度也有类似的尴尬。长期以来，在中国只要进入公务员队伍，就意味着得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抱上了铁饭碗，旱涝保收，生活无忧。所以，在中国人的眼中，考上公务员（或者称之为基层官员）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了“铁饭碗”，被称之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更是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现在，这样的官场保险箱已经开始被打破。

　　习近平吏治又一举措

　　就如本田召回事件后一年（2003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首次决定对监督抽查中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插头插座予以强制收回，并在2004年出台了中国首部关于产品召回的法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一般。在反腐风暴劲吹两年之后，中国官媒近期集中报道的“干部召回”新闻引发外界关注。

　　贵州省的兴仁县是黔西南州首个试点干部召回制度向懒政问责的县份。4月13日的《南方都市报》网站的报道现实，“为治理懒政庸政，贵州省黔西南州从去年开始尝试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截至今年2月已有1334名不胜任干部被召回。在召回后的集中培训阶段，黔西南州有的单位甚至组织‘召回干部’军训一天。”《人民日报》随后跟进，透露黔西南州被召回的官员中，“165人被转岗或免职，67人待岗，9人被辞退或解聘，其余培训后回原岗位。”

　　习近平的铁腕反腐已初见成效

　　中国历来有“当官要为民做主”的传统，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曾在2014年底刊发评论称，“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只要不出腐败问题，所有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与其主动作为担风险，莫如平平安安混日子。这种把作为跟风险捆绑在一起的思维，实际上是将做清官与当庸官混为一谈。”

　　中共第五代领导层更是多次严厉斥责这一现象。“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易’，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不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发声表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结束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中，也亲口批评“门好进了、脸好看了，就是不办事，这是为官不为啊，必须严肃问责。”中组部党建研究所更是把《防治“为官不为”问题研究》确定为2015年度重点调研课题。

　　对于官员懒散不作为等现象，中共过去曾一度停留在无关痛痒的批评方式上。以至于在贪腐风暴的高压下，很多官员开始抱着“所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原则，并将“不为”作为降低自身风险的一记妙招。但是显然，这种不贪腐就万事大吉的官场游戏规则正在转变，中共已经对官员惰政正式动手。

　　官场整形还有后招

　　不仅是上文所提及的贵州，中国近期多地连番出台重拳整治“为官不为”举措：新疆洛浦“批量召回”39名干部，召回期间扣发30%工资；广东省佛山市颁布《佛山市整治领导干部“为官不为”试行办法》；湖湘潭“电视问政”倒逼“不作为”......

　　如同汽车因存在安全隐患和质量问题被召回一样，近期中国各地方“召回”的官员同样存在缺陷，从目前的媒体报道看主要表现为“惰政”。有评论称，这种“召回”制度是对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一种十分有益的探索或补充。 “召回”制度既非不问青红皂白的“一棍子打死”，亦非无休止地“下不为例”。它让公务员面临被辞退或解聘的危机，进而通过打破官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惯例，倒逼官员保持作为意识。

　　“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习近平上台以来，多次谈及清党、吏治的话题。虽然目前的腐败问题已经初步达到了“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不作为等惰政行为也正在被发力整顿，但是，中共的官场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今年两会期间，因为两个月三提燃油税，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被记者质疑其执政行为过于随意，但是楼部长仅仅以“征求过各方意见”，以及“有收入上的意义同时也有节能减排方面的意义”来搪塞；而在记者质疑三公经费过高时，楼继伟更一边称自己对“全国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一边直斥记者的质疑是“胡扯”。“楼继伟的言行代表了部分中共官员对民众的傲慢态度，更透露出了他们对于手中权力的不够尊重。

　　财政部长楼继伟的不了解情况就敢说记者“胡扯”、教育部长袁贵仁无视教育公平严重下滑给自己“及格”的评价，刚刚退休的原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自称“转换角色，继续为国家效力”的同时却拒不承认中国环保存在的问题……这些官僚气息浓郁的官员，已经严重背离的中共的党章要求，这样的官员不改变，中共的党建就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人民群众就难以对于政府树立起信心。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整风力度和纬度的不断“加码”，“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官员离职审计……直至近期的官员召回现象，习近平所走的每一步，都清晰地向外界展露出其试图改善官员工作作风、解决群众民怨太盛的意向。官员“召回”制度显然继反腐之后中共吏治的又一举措。

　　但是无论是反腐还是召回，都只是对目前官场各种污浊之气的破的手段，中共要切实转变党风、官风，实现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官员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要解决立的问题。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称“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反腐与召回，只是习近平官场作风新常态的开始。中共高层对于政治生态的重建，必定还有更多的措施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