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延长达半年之久的红代会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被聘请为名誉会长”的消息。自1994年之后，中国红会的名誉会长均由时任国家主席担任。在2009年通过的最新版《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第33条还明确规定，“名誉会长由理事会聘请国家主席担任”。习近平此次打破“江胡惯例”的举动对红十字会，以及接手“烫手山芋”的李源潮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引发外界遐想。但细究履历却不难发现，红会相关工作正属李源潮分管工作范围。正所谓“明确职责，责任到人”，作为15年来首位“非常”副主席的李源潮责任到岗，为名誉扫地的红会重振旗鼓、恢复社会形象的同时，亦或可彻底拭去名誉会长“花瓶”的标签，可谓一箭双雕。
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中国红十字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由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召集，如遇特殊情况可提前或延期召开。”从1994年开始，红会代表大会基本是每五年举行一次，分别为1994年、1999年、2004年和2009年。除了1994年是在4月底召开，此后的召开时间基本固定在10月。
而此次全代会延迟长达半年之久，其中所涉“特殊情况”不难让人想起红会当前身败名裂、名利双失的艰难处境。众所周知，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红会的形象，其公信力瞬间崩塌。中国红会自此踏上“恢复元气”的道路，但奈何“扶墙进度不敌墙倒速度”，红会在极力撇清与郭美美关系的同时，丑闻却接连不断被曝光；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更是被曝在登机时享有特权，其被指在机舱门关闭后仍被送进登机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利用“阴阳”合同将备灾仓库租用给企业并获得不当得利的丑闻再被曝光。红会在重振旗鼓的道路上“走一步退三步”，恢复声誉越发遥不可及。众多公关措施无果，外界曾一度认为，此次全代会改选中由铁腕治贪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遵循惯例接任名誉主席，红会才会真正迎来重建公信力的“拐点”。但习近平破除“江胡惯例”，改由国家副主席出任红会名誉主席的举动，使得外界对不知将何去何从的红会以及接手“烫手山芋”的李源潮纷纷不看好。但该看法却不乏误读成分。
中国红十字会
首先，红会全代会延迟的半年之久的时间内，不失为中共官方为此次改选的酝酿铺垫期。每次大的人事变动必将经历长时间的酝酿，譬如在江泽民出任红会名誉主席之前，相关请示文件于1994年1月便送请当时的中央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批示。所有的常委都一一进行了圈阅。在4月底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才宣布聘请江泽民主席担任名誉会长。但当时红会六大通过的红会章程中，未见“红会名誉会长由国家主席担任”的条款，直到1999年的七大，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由国家主席担任的条款才明确写进了章程。
其次，李源潮接任名誉会长一职本无可厚非。公开资料显示，作为15年来首位“非常”副主席，李源潮所承担的角色与其三位前任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主管外事，担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二是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管港澳工作，担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三是主管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等群众团体工作。而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的中国红十字会应分属于第三类。正所谓“责任到人”，明确的职责划分有利于增加内驱力。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并对关键问题亲临一线、靠前指挥才能创建工作合力。在此情形下，李源潮接掌红会名誉会长一职，或成为红会重整旗鼓重树社会公信力的契机。
在重整红会的同时，亦可取得彻底拭去名誉会长“花瓶”标签之功效。众所周知，为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美、英、日、意、印等许多国家的红会名誉会长均由本国总统、女王、皇后等元首出任。在中国，清末、民国时代亦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1990年10月起，中国红会启动了“中国红会法”立案起草工作。在起草“红会法”过程中，就考虑聘请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但该职责只是荣誉性的。在建议聘请江泽民为名誉会长的相关文件中，彭珮云曾首先在1994年1月7日批示：“胡锦涛同志：建议江泽民主席出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这一职务是荣誉性的，不会增加江主席的工作量。彭珮云九四年一月七日”。胡锦涛接到后批示：“中国红十字会请求聘请江泽民同志为名誉会长，考虑到红十字会的特殊性质，拟同意彭珮云同志的意见。请报常委同志审批。胡锦涛”。
习近平打破20年惯例降格中国红会名誉会长，或将有利于促进名誉会长实权化，一改以往徒有虚名的尴尬境地。而在务实的背后，红会或将迎来拐点。 (施予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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