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調動不了解放軍 原因分析

　　2008年汶川地震救災，當年的總理兼救災總指揮溫家寶調動不了部隊，而在1998年長江抗洪救災時，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說：參加抗洪搶險的部隊聽從國家防總的統一領導和指揮。而當時的國家防總的總指揮是副總理中排名第四的溫家寶。為什麼十年後進入了胡溫時代，溫家寶卻在救災時指揮不動部隊？

　　2015年5月3日《中國企業家》發表了《總理們痛批過哪些事》一文，提及溫家寶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災時指揮不動部隊的一事：“2008年，汶川地震，溫家寶親赴災區。當溫家寶接到電話，聽說由於橋梁倒塌，10萬群眾被堵在山中，救災人員和物資無法運入時，他在電話里大喊，“我不管你們怎麼樣，我只要這10萬群眾脫險，這是命令！”之後就把電話掛了。在隨行記者的記憶中，溫家寶向前往汶川的登機部隊領導下達指示說：“我就一句話，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着辦。”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在《陸媒重提溫家寶摔電話，郭伯雄再被聚焦》提到：“海外媒體曾披露，當時中共軍隊行動遲緩、甚至以“天氣不好”為由按兵不動。而因為時任中共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繞過中共軍委決議在成都設立軍內救災指揮部，並拒不服從救災總指揮溫家寶的命令，使胡溫失去黃金救生時間的72小時。”

　　《世界新聞網》中國新聞組在《郭伯雄不聽話溫家寶摔電機》中提到：“《老人報》2013年曾披露，進入汶川的道路尚未完全打通，5月14日清早的國務院救災會議上上，溫家寶向軍方官員要求：「把我空投進去！」但這些官員不敢做主。情況迅速報給了郭伯雄，郭伯雄以有的直升機性能不是很可靠、天氣不適宜飛行等為由拒絕。最終，溫家寶被「勸阻」，未能如願。”

　　這是舊事重提，特別是郭伯雄倒台之後，痛打落水狗是中國媒體一貫的做法，也不會受到什麼新聞檢查。問題是一國總理、汶川地震救災總指揮溫家寶為什麼指揮不動部隊，難道僅僅是因為一個貪污腐敗的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的作梗？

　　二、1989年長江抗洪真正指揮千軍萬馬的是溫家寶

　　1998年長江發生洪水，用中國新聞媒體的話，那是百年洪水，是世紀洪水。8月7日長江九江大堤決口。也就在這一天，北戴河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作出關於長江抗洪搶險工作的決定，決定動用正規軍參加抗洪救災工作。其實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調動正規軍則是在八七會議之前。

　　當年的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在《難忘的九八抗洪鬥爭》一文中寫道：“根據江主席的指示，軍委命令總參先後調動了南京、廣州、濟南、瀋陽、北京軍區和海軍、空軍、第 二炮兵、武警部隊的精銳部隊，有時一天之內，最多調動了15個師。一時間，精銳盡上，精兵盡現，擺開了人民解放軍自渡江戰役和東北解放戰爭之後，投入兵力 最多的南北兩大戰場。這是一次在不打仗的情況下，近似實戰的大規模用兵。為貫徹執行江主席的決策指示，軍委像組織重大戰役一樣，及時向部隊下達各種命令，指揮部隊行動。”

　　許多人以為是江澤民直接指揮了部隊的九八抗洪。其實不然。江澤民是在1998年8月13日才到長江抗洪第一線，在那裡停留的時間也不長。真正直接指揮部隊九八抗洪的是溫家寶，他當時在國務院副總理中排名第四併兼任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中央軍委和解放軍總參謀部派出負責人參與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工作，由他們向部隊的救災指揮部傳達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具體救災命令。

　　8月13日張萬年在向江澤民匯報時說：“解放軍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萬人，還有200多萬民兵。僅在湖北就集結了8萬多兵力。濟南軍區、南京軍區還準備了5個師的兵力，正處於緊急出動狀態，可以隨時調用。這是解放戰爭渡江戰役以來，我軍在長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動。按照中央決定，參加抗洪搶險的部隊聽從國家防總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江澤民回答說：“好，國家防總的總指揮是溫家寶同志，他是受中央委託在一線指揮的。”（黑體字形為筆者所加）

　　可見參加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的部隊聽從國家防總的統一領導和指揮，國家防總的總指揮是溫家寶，受中央委託在一線指揮。是溫家寶真正指揮着長江沿線的十幾萬部隊和幾百萬民兵。

　　當年湖北省軍區副司令員廖其良少將掌管炸毀長江江堤（分洪）的指揮權，而他只能按照溫家寶一人的手令辦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1998年長江洪水並非百年洪水

　　其實1998年長江洪水並非百年洪水，也不是世紀洪水。原政協委員、一生從事長江洪水研究的陸欽侃工程師將1998年洪水與1954年洪水做了對比：

　　從三個水文站的資料來看，1998年的洪水，無論從最大流量還是最高水位來看，均比1954要小。陸欽侃指出，在1954年6－9月通過安徽大通的洪水總量是6120億立方米，其中1023億立方米是超額水量，他估計1998年超額水量不會超過300億立方米。

　　唯一的一個例外是處於宜昌下游、武漢上游的沙市1998年的最高洪水位超過了1954年。1998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為45.22米，超過了1954年最高洪水位0.55米。造成沙市最高洪水位超過1954年的主要原因是，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沒有依法辦事，沒有按照長江防洪規划動用荊江分蓄洪工程，儘管當時工程區的居民已經轉移完畢，炸毀大堤的21噸炸藥也分別埋入119個炸藥孔。如果1998年防洪能像1954年那樣，多次動用荊江分蓄洪工程，即可消納這超額水量。

　　按照長江防洪規劃規定，當洪水位超過1954年，荊江地區分蓄54.0億立方米，城陵磯附近區分蓄洪320億立方米（洞庭湖及洪湖各承擔160億立方米），武漢附近區分蓄洪68.0億立方米。湖口附近區分蓄洪50億立方米（鄱陽湖與華陽河流域各承擔25億立方米）。如上所述，1998年沙市洪水位超過1954年，8月6日湖北省委書記賈志傑和省長蔣祝平聯合呈上了啟用荊江分洪區的請示報告，與此同時分洪區群眾開始向安全地帶轉移，16小時內，分洪區完成了33萬人、1.8 萬頭耕牛的安全大轉移。

　　讓湖北省委書記和省長感到十分意外的是，作為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最高決策者溫家寶副總理竟然決定不分洪。王敬東在《荊江安瀾》一文中寫道：“23時左右,剛剛散會的溫副總理在他下榻的客房召見了賈志傑和蔣祝平。“志傑、祝平同志，經過與專家緊急會商,現在可以鄭重地通知你們，今晚可以通過嚴防死守，咬緊牙關頂過去……”溫副總理神色嚴峻地說道。溫副總理關於荊江不分洪的決策，似乎有些出乎這兩位湖北最高領導的意料之外，等回過神來，他倆接受了這個至關重大的決定。隨後，溫副總理對迎戰第6次洪峰作了緊急部署：嚴防死守大堤乃重中之重。第一：全省緊急動員，奮戰兩天，打惡仗，打硬仗；第二：巡堤查險以地方為主，這兩天要特別加強；第三：要組織專門力量，備足物料，運送到位，以應搶險時用；第四：所有技術力量都要上崗，尤其部隊上去後。要給他們配備技術力 量；第五：重要險段預案，主要是石首、洪湖、監利要認真制定好。以上五件事要立即下達死命令。”

　　中國科學院院士、大氣物理學家陶詩言認為，今年6－8三個月中的降雨量並沒有超過1954年的降雨量。他說雖然該年天氣反常造成雨量增加，但並不是洪水的主要原因。原水利部部長楊振環原指出，1998年長江所造成的嚴重災難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按照長江防洪規劃所制定的措施，及時使用荊江防洪區，人為抬高了長江水位，造成重大損失。

　　不依法治國，不按照長江防洪規劃所制定的措施，不使用荊江防洪區，人為地抬高了長江水位，這就凸顯了洪水災情的嚴重性，更凸顯出大規模投入部隊救災的必要性。

　　四、和一個人結盟最好的辦法就是幫他干一件壞事

　　不可否認，在溫家寶背後要求不採取分洪措施的是江澤民。因為1998年的長江抗洪實際上是一場秀，是借題發揮。1998年的長江救災，成了和平時期江澤民檢驗軍隊對其效忠誠度的政治契機。在張萬年等軍隊領導者的支持下，軍隊在救災第一線宣誓，一切服從江核心的指揮。至此，江澤民對軍隊的有效控制既在軍隊內部得到了檢驗，也在國際國內充份展現。利用民眾對險情的關心，演變成展示江澤民個人對軍隊控制力的道具，這已經說明了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

　　溫家寶喜歡引用林則徐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在第一線真正指揮的溫家寶是冒着巨大政治風險和行政技術風險，但他這麼做絕不是僅僅為了國家的利益。雖然溫家寶沒有動用荊江分洪工程，但是為了保險起見，溫家寶利用總指揮的權力，命令放棄監利、石首部分地區以降低高水位潰堤的風險。其實在長江防洪規劃中並無放棄監利、石首這一措施，況且當地居民與洪水抗爭了一個多月，保住了家園，並無放棄故園的任何思想準備。因此溫家寶的決定遭到民眾、地方政府負責人和乃至到地方監督抗洪工作的沙市領導的堅決反對。最後溫家寶下十二道金牌，部隊開槍彈壓，並將地方政府負責人和沙市常委抓起來才使分洪成功。在抗洪前線違抗國家防總總指揮的命令，這是大罪，是要掉腦袋的。事後朱鎔基網開一面，讓幾位地方領導離職回家，算是給了處分。但是溫家寶對此一直沒有一個態度。

　　1998年身為國家防總的總指揮的溫家寶是排名第四位的副總理。都說溫家寶是胡耀邦發現的人才，後為趙紫陽所重用，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關於溫家寶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和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評價，這不是本文所關心的。

　　溫家寶在1998年長江抗洪中與江澤民的默契配合，使他在2003年戰勝其他對手成為總理，從此開始了所謂的胡溫時代。

　　對中國人民解放軍而言，1998年長江抗洪救災對重樹部隊在老百姓心中的偉大形象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1989年解放軍用坦克和子彈鎮壓了六四運動，雖然說解放軍官兵只是執行了命令，但是越過了人民軍隊不打人民的這一條底線。六四之後，解放軍在中國老百姓心目中的聲望一落千丈，部隊的士氣也十分低落，好像處於被遺忘的角落。1998年長江抗洪救災，解放軍又成為媒體的驕子。每天打開電視，不是解放軍戰士在長江邊上要求火線入黨，就是看到解放軍戰士在江邊大堤上沒命地奔跑（而且還累死了數名戰士），紅旗飄飄，激動人心。解放軍戰士又成為了最可愛的人。

　　五、溫家寶當上總理後就大談科學抗洪，反對人海戰術和嚴防死守

　　中國媒體似乎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歌頌當朝皇帝的英明。但是往往在歌頌當朝時又有意或者無意地貶低了前朝皇帝，同時也貶低了在前朝皇帝那裡韜晦的當朝皇帝。

　　2003年溫家寶上任總理後不久，7月淮河發生大洪水。中國政府幾次動用行蓄洪工程，並沒有大規模動用部隊。洪水過後，中國媒體立即大力吹捧胡溫科學抗洪的偉大意義。針對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胡錦濤有科學發展觀；針對江澤民的嚴防死守、人海戰術的抗洪原則，溫家寶提出了科學抗洪，按照科學規律抗洪。

　　2003年7月17日南方都市報發表《淮河抗洪堅持“以人為本” 這是“科學”的勝利》文章，文章一開頭就是“不再搞“人海戰術”，不再提“嚴防死守”，淮河抗洪：一次“科學”的勝利。”文章認為，由於胡溫採用了“以人為本”的抗洪理念，不再“嚴防死守”、“人海戰術”，此次洪災無一人傷亡。文章特別強調，在此次抗洪過程中，憑藉高科技先發“治水”，合理啟用行蓄洪區。文章根本沒有提及參加抗洪工作的解放軍和武警的作用。

　　1998年的抗洪中，中央軍委的將軍們力挺江澤民，搞人海戰術，嚴防死守，重新換來了最可愛人的美稱，也換來了大量的資金。大規模動用野戰軍的救災費用是否超過洪水災害造成的損失，溫家寶沒有公布過數字。當年一百多位將軍也服從溫家寶的直接指揮，沒有掉過鏈子。沒有想到，溫家寶一當上總理後，就批評1998年的抗洪策略，批評嚴防死守，批評人海戰術，好像他自己和這個錯誤的抗洪策略沒有任何關係似的。雖然說中國媒體沒有把批評人海戰術，批評嚴防死守的矛頭直接指向江澤民和中央軍委的將軍們，但是將軍們心中不服，對溫家寶有很大的牴觸情緒。

　　2007年，也就是汶川地震前的一年，淮河再次發生大洪水。據說此次洪水比1991年大，但是沒有死一個人。洪水過後，中國媒體又颳起一片吹捧風。有文章說：依法防洪 科學決策，實踐證明果斷採取分洪措施是正確的。又有文章說：從2007年淮河大水防禦看我國防汛抗洪能力的提升。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專門撰寫了《2007年淮河防汛抗洪總結》，總結中大談“科學分析，果斷決策，精心調度。按照國務院批準的《淮河防禦洪水方案》和“上蓄、中暢、下排”的防洪調度原則，統籌考 慮上下游、左右岸關係，依靠上游水庫攔洪錯峰，運用中遊行蓄洪區滯蓄洪水，利用下游泄洪河道排泄洪水，“攔、分、蓄、滯、排”有機結合，實現了對洪水的科 學有效管理，使洪水始終處於可控狀態。”一篇一萬四千字的總結報告，十八次提到“科學”，只有一次提到解放軍。

　　胡溫當政期間是中國災難多發的時期。比如2008年初的雪災，政府救災行動緩慢，救災力度不足，損失巨大。中國媒體中報道領導英明抗災的多，領導親民的多，但是報道部隊救災英雄事跡的少，因為溫家寶都沒有給部隊這樣的機會，部隊當然不服。當機會到來時，部隊就會坐觀溫家寶如何“以人為本”，如何按照科學規律救災。

　　六、汶川地震救災——不知震中在哪裡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時28分04.1秒四川發生強地震。關於地震震級，中國維基百科上這樣記載：根據中國地震局的數據，此次地震的面波震級達8.0Ms、矩震級達8.3Mw（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矩震級為7.9Mw）。中國地震局和美國地質調查局測定的汶川地震（矩震級）相差0.4，即中國地震局認定汶川地震釋放的能量為美國地質調查局的4倍。此次地震微觀震中（北緯31°00'，東經103°40'），位與中國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的行政範圍內，該投影點的最近居民點是汶川縣漩口鎮八角廟村的桂子坪，距離汶川縣城六十多公里，距離都江堰城區正西二十公里，距離紫坪鋪水庫僅5.5公里。自2008年以來許多科學家和工程師如范曉，雷興林，楊曉源，廖永岩，易桂喜，馬文濤，盧顯等都發表研究文章證明：紫坪鋪水庫誘發了汶川地震，這個觀點也得到不少國外科學家的支持。

　　地震發生時溫家寶正好從河南考察回京在驅車回中南海途中。得知汶川地震，他又返回機場在第一時間飛赴成都。溫家寶在第一時間飛赴災區第一線，得到許多人的好評。其實，救災總負責人在第一時間飛赴災區第一線乃是兵家大忌。救災總負責人到第一線固然能掌握第一手資料，但是也很容易失去對全局的全面了解，犯戰略性錯誤，因為他離得太近，看不清。

　　當時溫家寶主要擔心的三個問題是：

　　第一：紫坪鋪大壩是否會潰壩。如果潰壩將淹沒成都，後果不堪設想；

　　第二：中國核工業基地是否受到毀滅性的破壞；

　　第三：震中的最嚴重的受害情況。

　　在與溫家寶飛赴成都的同時，水利部副部長矯勇也帶來工作組和專家組趕赴紫坪鋪大壩，地震發生後，紫坪鋪大壩體發生滑坡，發電系統瞬間受損，電站機組全部停機，泄洪閘門無法開啟。紫坪鋪大壩在地震中沒有發生潰壩，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溫家寶原計劃從成都坐車直接前往汶川縣城，他一直把汶川縣城當作該次地震的震中。當時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中央政府和汶川縣黨委的紅線聯繫中斷了。在唐山地震中，中央政府和唐山市委的紅線聯繫也中斷了。唐山地震摧毀了唐山市委宿舍，市委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遇難。紅線聯繫中斷，中央政府不知道唐山的具體災情，更不知道市委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遇難。汶川地震, 紅線聯繫又中斷，溫家寶認定汶川地震震中就是汶川縣城，那裡災情最嚴重，被夷為平地，縣委領導人全部遇難。否則不可能沒有人向中央政府匯報災情的。

　　晚八時，溫家寶乘車來到了都江堰，得知前方道路受滑坡和岩崩影響，無法通行，便在都江堰建立起他的指揮中心。查看當時的救災報道，從12日下午14時28分到晚８時溫家寶在都江堰建立指揮中心，在這六小時中基本沒有組織有效的救災行動，所有人，無論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個人，都在等待，等待溫家寶到受災最重的地方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後作出的決定。這就是前面提到的兵家大忌。現在能見到的是第一個有組織的救災行動是：12日晚２１時３０分成都市區上千輛出租車自發地奔赴都江堰災區。

　　從都江堰到汶川縣城的道路本來沿岷江的二級階地而建造的，邊坡穩定，不大會產生滑坡和岩崩。後來建設了紫坪鋪大壩，紫坪鋪水庫淹沒了原先的道路。新的道路被迫在山上重新開挖，邊坡陡峭，邊坡不穩，極容易產生滑坡和岩崩。地震後這條路就被山坡上滾下來的巨石所阻擋，而且還不斷有滾石和滑坡體下來。

　　最初參加救災的只有為數不多的武警官兵。12日晚八點第一支武警部隊四川總隊阿壩支隊向汶川災區出發。在中國，武警屬於雙重領導，既歸中央政府又歸中央軍委領導。要調動正規軍則必須通過中央軍委，也就是說，要通過胡錦濤。

　　溫家寶命令武警部隊，要立即從幾個方向向震中地區(汶川縣城)前進，要克服一切困 難、就是步行也要儘快進入受災最嚴重的地區。

　　由於溫家寶身在救災第一線，他還不知道，他已經在距離震中最近的居民點，這裡就是汶川地震災情最嚴重的地方。汶川縣城距離震中六十多公里，災情再重，也不可能比距離震中只有二十公里處的都江堰更嚴重。但是此時的溫家寶已經看不到這一點了，在他的心中，汶川地震震中就在汶川縣城。

　　武警部隊對付手無寸鐵的訪民還行，但是面對滑坡和岩崩，部隊畏葸不前。於是就有了溫家寶指揮不動部隊的這一幕。

　　雖然13日臨晨１時成都軍區空軍曾派4架軍用直升機去汶川縣城，卻因下雨而返航。一點也不具備以人為本、科學救災的素質。如果當時溫家寶是在北京指揮救災，出動直升機去了解汶川縣城災區的時間應該不會晚於12日16時，那時空軍也無法以天黑或者下雨加以推諉。甚至可以出動空軍空降兵空投汶川縣城，因為在1998年長江抗洪過程中溫家寶曾大力表揚過空降兵。再說溫家寶是在北京拿到軍委主席胡錦濤的授權並非難事。

　　13日晨8時，溫家寶再次召開國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會議，強調務必要在今天晚上12時以前打通通往震中災區（指汶川縣城）的道路，全面開展抗震、搶險、救人工作。

　　13日中午12時，由四川省軍區司令員夏國富率領的小分隊，從都江堰出發輾轉理縣，徒步跋涉，到達“震中地區”時，發現那裡的房屋基本沒有倒塌，災情也不嚴重，只是電話通訊的天線被震倒，使得汶川縣城與外界失去聯繫。在這同時，汶川縣委派人徒步出來送信的也已經把情況報告給溫家寶了。

　　現在中國政府把汶川地震中心定在汶川縣的映秀鎮，為的是掩蓋汶川地震救災初期的指揮錯誤。當時部隊路過映秀鎮，看到災情嚴重，但溫家寶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挺進汶川縣城，部隊沒有採取救災措施而繼續前進。當濟南軍區1500人徒步趕到達映秀鎮救災時已經是5月14日晚22時。

　　在汶川地震救災中，溫家寶沒有再談科學救災，沒有再談科學分析，果斷決策，精心調度等等。16日上午，精疲力竭的溫家寶離開地震災區回北京。5月22日溫家寶回到汶川地震災區，23日到臨時的北川中學，打斷老師上課，在黑板上寫下了“多難興邦”四字。這足以說明，那時溫家寶的思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行為失常。作為小學校長的兒子，溫家寶應該知道，任何人，包括皇帝，也不能中斷老師的授課。後來朱鎔基說過一句話：現在天災人禍多，人禍大於天災。顯然比“多難興邦”貼切得多。

　　七、結束語

　　1998年長江抗洪救災時溫家寶副總理直接指揮千軍萬馬；十年之後，2008年汶川地震救災，溫家寶總理卻調動不了部隊。原因不單單在部隊，在郭伯雄，也在溫家寶。

　　第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是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的軍隊。每一個官兵是為黨、為黨的領袖服務，而不是為國家、為人民服務。溫家寶對部隊領導說：“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着辦。”這句話足以說明溫家寶對部隊的性質缺乏正確的認識。1998年溫家寶身為第四副總理能指揮千軍萬馬，那是受黨中央、受江澤民的委託在一線指揮；2008年汶川地震救災時，溫家寶雖然身為總理，但是他沒有黨中央的授權，自然難以調動部隊。

　　第二，行政部門和媒體的阿諛逢迎塑造了溫家寶的高大形象，卻增加了部隊官兵的不服情緒。啟之在《林彪與諂諛》一文中指出：“腐敗有種種，拍馬逢迎、阿諛取容同樣是腐敗，而且是比貪污受賄更隱蔽、更可怕的腐敗。”進入胡溫時代，行政部門和媒體對胡溫的吹捧就和當年林彪對毛澤東的諂諛一樣，什麼科學決策啦，什麼科學防災啦，什麼以人為本啦。就以新華社2008年5月12日報道汶川地震的《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部署抗震救災工作》的新聞稿為例，上面一共刊登了記者姚大偉的三張照片，全是溫家寶的，似乎這一天就只有溫家寶在救災。這種阿諛逢迎的報道造離間了溫家寶和部隊官兵之間的關係。溫家寶在汶川地震救災中的指揮錯誤，是部隊指揮官心知肚明的，他們是有意坐看溫家寶的笑話。

　　第三，部隊的素質低下。部隊面對滾石、滑坡，畏葸不前；直升飛機數量少、性能差，下雨不能飛，風大不能飛，天黑不能飛。對比尼泊爾救災的國際援助所帶來的高新技術，就更能看出差距。觀察汶川縣城的災情只需一架無人飛機即可完成。（王維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