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厚一语成谶：这次进京恐走上不归路

　　1992年，徐才厚奉调进京，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徐才厚入京任职前，曾对身边同事说：“我这次进京，恐怕走上一条不归路。”刚到北京时，徐才厚谨慎小心。他的昔日好友、在香港经商的同学刘苏民到他家里去，看到他大热天还只用一个小电风扇，打算送给他一台空调，徐才厚连连摆手拒绝：“我哪敢啊，主任家都没装空调。”本文选自2015年第3期《环球人物》，原题为《军中“打虎”》。

　　16只“军老虎”的人生轨迹

　　过去一年，中央“打虎”节奏加快，力度加强，中纪委全年立案调查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达40名。与此同时，“军老虎”也纷纷落马。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月14日刚刚闭幕，“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新闻门户网站”中国军网就在第二天17时发布消息称：“军队权威部门今天对外公布了2014年军队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情况。”

　　在这份2014年军中反腐成绩单上，16只“军老虎”涉嫌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其中，除南京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马向东为大校军衔外，其余15人均为将军：徐才厚为上将，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秘、第二炮兵副政委于大清为中将，另外11人为少将。

　　徐才厚曾任军纪委书记

　　徐才厚是十八大以来，军方级别最高的落马将领。2014年3月15日，徐才厚因涉嫌违纪问题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徐才厚党籍，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徐才厚是辽宁瓦房店人，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他毕业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分配到第39军鹤立农场。第39军隶属于沈阳军区，军部驻地为辽宁省辽阳市。徐才厚的仕途起于1972年，他进入吉林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后成为副处长、处长，1983年成为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次年又进入沈阳军区政治部。1985年，他离开辽宁，被调往吉林长春，在此后的7年里先后出任第16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集团军政委。

　　1992年，徐才厚奉调进京，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助理。据《凤凰周刊》报道，徐才厚入京任职前，曾对身边同事说：“我这次进京，恐怕走上一条不归路。”刚到北京时，徐才厚谨慎小心。他的昔日好友、在香港经商的同学刘苏民到他家里去，看到他大热天还只用一个小电风扇，打算送给他一台空调，徐才厚连连摆手拒绝：“我哪敢啊，主任家都没装空调。”

　　2000年12月至2002年11月，徐才厚还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兼任过中央军委纪委书记。2000年前后，徐才厚在北京参加同学聚会，由于聚会的人多，花费不少，大家想让徐才厚请客。他马上就办了，还说：“我腐败了一次。”

　　还有一次，徐才厚的同学到西部某城市游玩，“徐才厚得知后，亲自给当地军区领导人打了电话，说我一批老同学过去玩，你们接待接待，当地军区领导于是热情招待首长的同学们”。

　　2002年徐才厚担任总政治部主任，2004年升任军委副主席，200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

　　2014年10月27日，军事检察院宣布对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军事检察院侦查查明，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和家人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徐才厚对受贿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公开谈及徐才厚案。次月，《凤凰周刊》大篇幅报道了查抄徐才厚受贿财产的细节，称在北京阜成路一处2000多平方米的徐家豪宅里，办案人员打开地下室，被堆积如山的现金、和田玉、硬木、翡翠、古玩字画吓了一大跳。2014年12月10日，《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发表评论文章，将徐才厚斥为“国妖”。

　　杨金山和成都军区另两“虎”有交集

　　2014年7月，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军委纪委立案调查。2014年8月，杨金山被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作为205名中央委员中的一员，杨金山是十八大后落马的军衔最高的现役军人。

　　杨金山是河南息县人，1969年入伍，先后在成都军区第14军、第14集团军服役长达30年，从一名普通的工兵连战士逐步晋升为集团军参谋长。该集团军的前身是由中共元老薄一波在抗日战争时期组建的一支群众武装，驻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

　　《重庆日报》曾于2012年2月披露，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率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参观了驻滇某集团军军史陈列室。有媒体认为，杨金山作为第14集团军的“老人儿”，或许与薄熙来保持着某种非同寻常的关系。

　　另有知情人士称，2012年被查的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此前曾批给西藏军区一大笔款项，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杨金山特意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以示感谢”。

　　此次公布的16只“军老虎”中，卫晋、叶万勇与杨金山同属成都军区。西藏军区副政委卫晋因涉嫌严重违纪，于2014年4月被成都军区纪委立案调查，2014年7月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四川省军区原政委叶万勇因涉嫌严重违纪，于2014年5月被军委纪委立案调查，2014年8月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二人与杨金山有过工作上的交集。

　　卫晋是山西临汾人，1990年10月至2007年8月一直在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他担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期间，杨金山正在担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2011年11月至2014年3月，卫晋任西藏军区副政委，此时的杨金山先后担任西藏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叶万勇是湖北武汉人，2005年12月任西藏军区副政委，2006年10月任四川军区政委，2007年1月任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军区政委，成为四川省的“戎装常委”。在此阶段，杨金山历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成都军区装备部部长。2008年8月，《成都日报》报道了汶川大地震后在成都火车北站举行的抗震救灾第二批回撤部队欢送仪式。时任省委副书记李崇禧，成都军区装备部部长杨金山，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叶万勇等人出席欢送仪式。

　　2012年5月，四川省委换届，59岁的叶万勇因接近退休年龄没有进入常委班子。但仅两个月后，《四川日报》报道，经中央批准，叶万勇再次进入四川省委常委，填补了自己刚刚退出的军方常委空缺。十八大后，四川最先刮起反腐风暴，多名曾任省委常委的官员落马，叶万勇未能例外。

　　两名中将副政委落马

　　2014年12月，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秘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事发的5个月前，范长秘刚刚从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升为兰州军区副政委。

　　范长秘是山东乐陵人，1974年4月毕业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合同战术学专业，历任战士、排长、干事、秘书，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在兰州军区及其下属的第47集团军、第21集团军任职。

　　近十几年来，范长秘时常在《解放军报》等军方媒体，以及《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中央媒体发表文章，大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0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解放军报》记者到时任第47集团军政委范长秘的房间对其进行采访，范长秘称，几年来，集团军的军事训练注重“训”人，政治工作注重“育”人，管理教育注重“靠”人，提高了官兵的综合素质，锻炼出一大批军政素质兼优的优秀带兵骨干。

　　另一名落马的中将于大清也是政工干部，官至第二炮兵副政委，是徐才厚的辽宁老乡。2014年12月，于大清因涉嫌违法犯罪，由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那时，他晋升为中将刚5个月。

　　于大清是辽宁绥中人，辽宁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在总政治部工作多年，历任干部部预干局局长、干部部部长，2012年12月交流至二炮任政治部主任，2013年12月任二炮副政委。据财新网报道，于大清涉事原因，与其任职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期间，利用干部任免调配的权力获取巨额利益有关。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至2004年，徐才厚在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主任，是于大清的领导。

　　除于大清外，二炮另有一名少将在2014年被判刑，即二炮96301部队副部队长陈强。2014年5月，陈强因犯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解放军总直属队军事法院判处无期徒刑。陈强也是16只“军老虎”中唯一一名已被判刑的军官。

　　总后勤部的“事故多发地”

　　2014年11月，总后勤部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刘铮涉嫌违法犯罪，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

　　刘铮是辽宁营口人，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学院，获工程硕士学位，在总后勤部长期服役，历任总后勤部司令部通信自动化局局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务。在此期间，刘铮参与领导制定了《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目标任务框架》，在全军推广应用军人保障卡，引起全军尤其是后勤战线官兵高度关注，2011年3月的《解放军报》还就此事刊发了一篇对刘铮的专访。

　　2012年初，当时分管营房、基建的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因贪腐落马，刘铮于当年末正式接替谷俊山担任副部长。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是“事故多发地”。谷俊山的前任王守业也早已落马。据《解放军报》报道，2014年11月16日，总后勤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刘铮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解放军报》最后一次报道刘铮出席公开活动。

　　2015年1月16日，即刘铮等16只“军老虎”被公布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文称，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军委纪委日前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利用两年时间，在全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专项清理整治，旨在妥善解决住房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遗留问题，彻底纠治住房方面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并要求各大单位党委强化责任担当，“新官”理好“旧账”。

　　总后勤部还有另外一只“老虎”被擒。2014年5月，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符林国，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符林国是贵州省印江县人，军事学博士。据澎湃新闻报道，符林国从一名战士做起，曾担任过排长、副营长、正团职秘书、正师职秘书等多项职务，最终晋升为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他曾是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忠诚》的总撰稿之一，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人民军队的历史。符林国当年高喊“忠诚”，如今却以腐败落幕。

　　“军老虎”中的“学院派”

　　2013年11月，原防空兵指挥学院政委王明贵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总参纪委立案调查，2014年1月被移送军事司法机关。

　　防空兵指挥学院位于郑州，已在2011年9月更名为防空兵学院，是陆军唯一一所防空兵院校。此前，该学院还被作为改进工作作风的先进典型报道过。王明贵曾对媒体称，学院建设发展的重大决策、经费投入、用人选拔等各项工作，都坚持讨论交流、公开选择、投票打分。“这关系那关系，一公开就没关系；这复杂那复杂，一公开就不复杂。”

　　王明贵2008年出任防空兵指挥学院政委之前，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该校同样位于郑州。2014年11月，该校副政委高小燕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高小燕是山西石楼人，1974年因体育特长被兰州军区第47军特招入伍，该军正是范长秘曾经工作过的部队。1996年，高小燕调任总后勤部后勤科学研究所政治部干事，后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政治协理员、司令部党委委员，与刘铮同在总后勤部司令部工作过。2005年，高小燕出任解放军第309医院政委。

　　南京政治学院也有两人落马。2014年11月，该学院副院长兼上海分院院长戴维民因涉嫌违法犯罪，由纪检机关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2014年12月，该学院政治部主任马向东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戴维民曾主持编写《信息组织》一书，这本书还入选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书中介绍，戴维民拥有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至少10个院内外头衔。

　　南京政治学院一名在校学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学院副院长和政治部主任双双落马后，学院内现在气氛很紧张，“晚上都不让出去散步，只能在宿舍里学习”。

　　北京、济南、沈阳军区各一人被查

　　从大军区的角度来看，除前述成都军区、兰州军区外，北京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也各有一只“老虎”落马。2014年3月，隶属于北京军区的山西省军区原司令员方文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军委纪委立案调查，2014年5月被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方文平是北京人，曾长期在北京军区服役，先后任职于第38军、第65军、第65集团军和第27集团军。2000年，方文平升任河北省军区参谋长，2005年升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2006年成为山西省委的“戎装常委”。2010年9月，方文平不再担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职务，后改任北京军区巡视员。

　　山西知情人士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山西省军区可能会面临此前山西官场那样的“塌方式腐败”。

　　2014年8月，济南军区原副参谋长张祁斌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军委纪委立案调查，2014年11月被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张祁斌是河北深县（今深州市）人，曾长期在济南军区任职，历任营长、团长，炮兵第8师参谋长、师长等职。

　　从公开资料看，张祁斌的提拔得益于其早年的技术创新。1999年6月，《中国青年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人物特写：炮兵师长张祁斌》的报道。该报道称，张祁斌曾直接参与和组织30多项训练改革与技术革新，其中两项获国家专利，4项获军队科技进步奖，20项获军区革新成果奖。“3年前，张祁斌的一个举动着实令人惊讶，他提出投入数十万元用于计算机网络建设的大胆设想。知情人谁都明白，这件事一来上级没安排，二来缺乏人才，再说师里家底也不厚实。张祁斌心里却有一笔大账：面对跨世纪的选择，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要有超前意识，这笔钱花得值。半年后，师与各团的计算机联结起来，开通了微机网、传真网和闭路电视网，全师自动化网络建设初具规模。”

　　2014年12月，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代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张代新曾任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后勤部部长，2012年升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第16集团军也是徐才厚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据公开报道显示，张代新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14年11月13日出席黑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暨边防工作会议。

　　纵观2014年落马的16只“军老虎”，其中很多人从事过军队政治工作，可是他们连自己的政治立场都抛弃了。《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身为军人，他们或许已经做到了格物、致知，拥有了过硬的知识技能，却栽倒在“诚其意”上，口口声声“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实际上却成了党和国家的蛀虫。对于这样的蛀虫，党中央的态度必然是“发现多少查处多少”。

　　军中为何频现山头主义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是唐代诗人高适痛陈军队腐败的名句，至今仍有警示意义。解放军的基层战士戍边卫国、尽忠职守；16名军级以上干部违法违纪，涉贪涉腐。高级将领腐败之害已不言自明，党中央的反腐力度持续加强。军队腐败的根源何在？从严治军的途径何在？就这些问题，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援、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军事专家李杰等人。

　　反腐是军队的“新常态”

　　环球人物杂志：2015年1月15日，各大媒体都披露了2014年落马的16名军级以上干部的违纪情况。为什么要对高级将领的贪腐问题采取集中公布的方式？

　　罗援：军队的情况比较复杂，某些贪腐案件很可能涉及军事机密。因此，军队反腐就要考虑敏感性和保密性的问题，处理要谨慎。有些案件要反复核查，慎之又慎，公布时间就会拖得久一点，出现扎堆的情况。

　　这次采用集中公布的方式，也和反腐工作面临的大趋势有关。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军队的透明度正在增强。军队透明不仅是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透明，也包括军队作风建设的透明。集中公布的方式恰恰显示了党中央在军队反腐问题上不护短、不怕家丑外扬的态度，体现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来推进反腐斗争的决心。

　　公方彬：在习主席从严治军的要求下，我们拿下了徐才厚这样的军中“大老虎”。拿下徐才厚再顺藤摸瓜，也是能集中发现这么多腐败分子的原因之一。对于军内的腐败分子，不管多少，一经查实自然要公布。

　　环球人物杂志：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从严治军，解放军的反腐斗争有了哪些新特点？

　　公方彬：首先，反腐力度空前。过去，由于受传统思维和政治生态的影响，对有些人手下留情了。现在包括军队在内，全党都在改变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标准，周永康、徐才厚相继被拿下，就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军队反腐将步入“新常态”。有人问我，有了第一批集中公布的贪腐将领，会不会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我认为不会，或不应该继续这种方式，因为未来反腐将走向制度化。所谓制度化，最突出特点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今后，国家和军队反腐进入“新常态”，也就不会出现扎堆公布的情况了。当然，军队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和规则，较地方仍然有差异，这也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再次，把军队反腐与纯洁队伍、实现强军目标联系在一起。军队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不强，国家也不可能强大，搞不好还会瓦解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军队必须保证战斗力，全体官兵必须以务军为根本，其间很重要的路径是消除腐败。试想，如果官兵都谋一己私利，都跑官买官，还有谁把心思用在军事技能提升上？心有旁骛，战斗力怎么保证？习主席、中央军委正是从强军梦、强国梦的高度，下决心反腐，强调从严治军。

　　军队腐败的基因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产生腐败的根源何在？

　　公方彬：军队出现腐败问题，和整个社会生态有关。军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社会中的腐败一定影响着军队，渗透到军队。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说适度腐败有利于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这表明整个社会在很长时期里，对腐败是宽容甚至是纵容的。有段时间，军队也搞自谋生路，出现了军队经商现象，这是弯路。军队中的腐败与此有很大关系，比如谷俊山最初就是靠经商起家的。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认为，军队腐败有许多潜规则，其中之一就是买官卖官。

　　公方彬：军队的买官卖官问题也和社会生态有关。我国的制度设计是“大政府，小社会”，官员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拥有较大的权力。我国的文化传统又突出“官本位”的思想，这就使得官位及其背后的权力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看看贪官们的行为，我们会发现，有人为了谋取官位而无所不用其极。既然这是全社会的问题，也必然波及军队。

　　李杰：目前军队干部提拔制度的某些弊端，确实导致了买官卖官问题的出现。有人为了获得提拔，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贿赂上司；而有的领导因收受贿赂而丧失原则，为买官者开了绿灯。通过买官获得提拔的少数人一旦有了更大权力，进而在权、利等方面出现新的腐败，就会形成多次更为严重的权钱交易、权利交易。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的贪腐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团团伙伙、山头主义。山头主义为何频繁出现在军队贪腐案件中？

　　公方彬：军队人际关系与职业特征紧密相关，其中很突出的一点是情感维系。比如在战场上，面临死亡威胁时，军人最大的担心是自己被战友抛弃，所以军队非常强调战斗中的兄弟情谊。军人之间在战场上结成的命运共同体，决定了军人对情感的依赖程度比任何集团都要高。这份情感依赖如果运用得当，会提升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如果处理不好，尤其和平时间久了，社会风气不良，良好的情感就会异化，甚至形成山头主义。

　　另外，不科学的军队干部任命制度也容易导致山头主义。因为在提拔干部的过程中，个别领导掌握了过大的裁量权，就容易形成人身依附，进而出现像徐才厚这样的贪腐分子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更容易形成腐败。目前的制度设计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今后通过体制改革来完善。

　　李杰：在军队，手中有权的个别官员也需要一批类似掮客的人为他办事，为他物色权钱交易、权利交易的空间，以便他进一步贪腐；加之一定范围的“官官相护”有利于彼此相互包庇，增加“安全系数”，因此就容易形成山头主义。大量案例证明，在许多贪腐案中，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山头主义在部分领域出现了恶性循环，从而严重挫伤了兢兢业业干工作、搞训练的官兵的积极性，危害非常大。

　　军队反腐需要改革制度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反腐主要依靠哪些机构？

　　罗援：军队内部和反腐工作有关的机构主要是各级军纪委、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以及相应的巡视组。此外，军队还设有专门的审计部门，对揭发一些贪腐案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来说，军内贪腐案件，一般先由军纪委和军队审计部门配合进行查处，最后移交给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依法办理。现在已经将军队的审计部门提格到军委直辖，我个人认为军纪委也应该与此相匹配。

　　环球人物杂志：军纪委是什么样的机构？

　　公方彬：军纪委是解放军内主管纪检监察工作的部门。在中央军委设有军委纪委，军委纪委书记由总政治部副主任担任。在各大军区、各兵种和省级军区也都设有相应的军纪委，书记由相应级别的副政委担任，最低一级的军纪委设在团级单位。

　　目前，各级军纪委的办事机关都在政治部门。在主管军纪委的副政委之上，还有相应的军事、政治两个主官。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军队的纪检系统与地方有区别。地方纪委领导体制已经进行了改革，相信军队也会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反腐的需要。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军纪委面临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那么军队如何实现“制度反腐”呢？

　　公方彬：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可以强调监督关系，而军队强调军权归一、统一领导。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军队反腐不能从权力分解和权力制约上做文章，即不能采取地方纪委接近垂直领导的方式。军队只能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监督检查方式，这是需要研究和探索的。

　　加强军队的“制度反腐”，着眼点可放在技术层面。比如，军队审计部门从后勤或财务部门独立出来就是一个好的尝试，这不影响军队的根本权力系统，但却可以产生监督功能。此外，加强巡视制度、举报受理制度，都可以产生相同的效果。

　　反腐阻力来自贪腐者的负隅顽抗

　　环球人物杂志：有军方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前军队在处理贪腐问题时有一条潜规则，就是要以维护军队形象和稳定为前提条件。怎么看过去的这种潜规则呢？

　　李杰：这种情况以前的确存在。过去主要担心一线指战员、基层官兵看到某些高官的贪腐行为心里会有想法，对稳定军心不利。另外，也担心军队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会因为个别贪腐分子受到影响，所以一些案件只做内部通报，相对低调处理。但从现在军队反腐的效果来看，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对腐败受贿打击越严厉，官兵的情绪就会越高涨；公开的程度越高，人民就越相信军队反腐倡廉的决心，军队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就越好。

　　罗援：有些军队贪腐案件会涉及军事机密，在公开方面需要特殊处理。这在国际上也是惯例，西方国家的涉军问题也是由专门的军事法庭审理，未必会走公开审理的路线。但是，这种特殊处理是为了保证国家军事安全，而不是为了替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贪腐行为进行遮掩。

　　这次集中公布16个贪腐将领的黑名单，也是在适度保密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了公开透明。这不会损害军队的形象，反而会增加民众对军队的信任；这也不会破坏军队的稳定，反而会使军队丢下包袱，轻装上阵。否则如果带病发展，看似稳定，其实无异于抱着“定时炸弹”发展，存有极大的隐患。

　　环球人物杂志：在进一步推进军队反腐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哪些阻力？

　　公方彬：反腐触及和剥夺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甚至要剥夺一些人的公民权乃至生命。如此，自知有问题的人必然抗拒，甚至形成私下的“同盟军”，给反腐工作增加阻力。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信心来自习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希望，来自军队落实中央反腐部署的执行力，来自全军官兵对反腐的坚决拥护，因此，什么样的阻碍都不会影响到反腐的深入推进。

　　李杰：军队反腐可能遇到的阻力和地方有相似之处，例如个别涉嫌贪腐的官员在落马或暴露之前还会继续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并伙同少数同犯，进行软顶硬抗，甚至负隅顽抗做最后挣扎。

　　另外，军队虽然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毕竟由于特殊原因，开放度不可能完全和地方一样，受到的监督和管理与地方也不尽相同，这也是军队反腐要面对的特殊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反腐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公方彬：真正实现习主席提出的“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真正培养出大批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革命军人，完成党和人民赋予军队的根本使命，就可谓实现了军队反腐目标。

　　罗援：通过反腐凝聚军心，提高战斗力。腐败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杀手，如果军队不打“腐老虎”，军队自己必然成为“纸老虎”。士兵不会去为贪官卖命，贪官不会去为国捐躯，军费不会流向急需装备，急需装备必定存有“水分”，如此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古人云：“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夺取反腐斗争的决战决胜，其意义不亚于打赢“三大战役”。

　　军队反腐从未停止

　　在《解放军为什么能赢》一书中，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指出：“能够战胜中国军队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腐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一直坚持和腐败这个最危险的敌人作战。

　　“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1951年，党在执政后掀起了第一场反腐风暴“三反运动”，军队是重点领域之一。毛泽东在1952年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反腐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如果捉不到“大老虎”，就是打了败仗。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军队的反腐工作很快铺开。以华北军区为例，军区专门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在短时间内查出大小“老虎”288只，按第一套人民币面值计算，贪污款额总计65亿元（相当于第二套人民币65万元）。

　　军队反腐的风暴很快刮到了尚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中。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在即，抗美援朝战争临近尾声，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发现，有的志愿军高级干部已然居功自傲、追求享乐。当听说这股享乐风是从中南海的舞会上刮来时，彭德怀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并质询了相关人员。毛泽东为了遏制军队的不正之风，要求撤销成立不久的中南海文工队，并责成总政治部、总参谋部裁减人数过多的文工团和体工队。此后，总政又派出工作组，严查军内作风问题。半年内，查出堕落违纪的兵团级干部3人，军级干部12人，师级干部205人。

　　1954年8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八八”指示，指出“若干党的高级干部，由于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在胜利之后滋长着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的享乐腐化思想”，要求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严肃党的纪律，约束党员不正当的思想行为。指示发出后，在全军产生重大影响。截至1955年10月，发现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师级以上干部达百人之多，97人受到党纪处分，其中37人还受到行政或刑事处分，军中享乐之风得到遏制。

　　军队经商的“放”与“治”

　　1975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军队存在的5个问题，其中一条就是“军队有点奢”，存在“闹享受、闹待遇；住房子越多越好；公私不分、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从地方上随便拿东西或者低价购买，办农场企业赚了钱随便开支；有的还互相争批条子的权力”等问题。

　　针对这些新情况，中央军委加强了军队反腐的制度设计。1980年1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总政组织部。5月20日，中央军委批复解放军纪委、同意设置专职委员和办事机构。12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的通知》，明确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由21人组成。1981年1月6日至12日，中央军委纪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任务和职权范围的暂行规定》。军纪委制度得以强化。

　　1981年6月，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此后，从1982年初到1983年底，全军共查出贪腐大案174件，主要涉及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投机诈骗、非法经商、偷税漏税等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军队经商引起了新的腐败现象。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曾回忆，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军队开始发展经营性生产。自此，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之风在军队中蔓延开来。

　　经商虽为部队增加了收益，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严重。有的单位为了搞经营，运用部队装备，挪用正常经费；有的单位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行贿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影响极坏；有的单位财务管理混乱，生产收益进了腐败分子的“小金库”。

　　针对这些情况，第三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军队要吃皇粮”。1993年中央军委下发文件要求，对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现有企业由各军区、军兵种集中归口，统一管理。生产经营单列体系，部队建设和生产经营按照各自轨道，分别运行。1998年3月，军委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经营性生产。7月，党中央又明确作出军队、武警部队不得搞生产经营的决定。随后，中央和军委都成立了军队清理经营性企业领导小组。

　　在整顿军队经商的过程中，一批贪腐分子被查处。虽然当时军队中的腐败案件一般只限于内部查处、传达，但还是有部分军队贪腐案例被公布。据媒体报道，孙晋美、姬胜德的贪腐案件很有代表性。

　　孙晋美原为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海军少将军衔。他于1985年至1988年任青岛海军流亭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流亭机场改扩建工程。据媒体报道，1990年，山东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逮捕孙晋美的决定。随后，孙晋美因受贿被“双开”、逮捕。

　　姬胜德原为总参谋部少将，后卷入赖昌星案。2000年前后，姬胜德受到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多项罪名指控，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此外，空军指挥学院原院长刘广智、总后勤部军械部原部长刘连昆、第38集团军原政委邵松高等人，也都因经济、泄密等问题受到查处。

　　王守业、谷俊山前“腐”后继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加大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力度，并推动军队审计制度的完善。在此期间，军中“大老虎”的案情开始对社会公布，军队反腐的透明度逐步提高。

　　2006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拥有中将军衔的王守业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职。后经查实，王守业贪污、挪用的款项达1.6亿元。

　　王守业1943年出生在河南省叶县的一个贫寒农民家庭，1964年考入天津大学，毕业后入伍。因为学历高、头脑灵活，王守业很快脱颖而出，成为第38集团军113师的后勤干事。不久，他就被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此后，王守业的仕途一帆风顺，历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并于2001年调任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2002年晋升海军中将军衔。

　　在职位上升的同时，王守业日益骄奢淫逸。王守业的前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原部长张金昌少将于近日撰文披露，王守业在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上下足了功夫；在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和海军副司令员期间，“利用掌管的经费指标分配权、机动费的审批权，待价而沽，不给好处不办事”。王守业还经常给部队打电话，给机关打招呼，帮助某些企业违规招标，承揽部队工程和房地产开发项目，从中收受贿赂。最终在其情妇出面举报后，王守业贪腐案败露，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这个职务上，王守业的后任谷俊山更大胆、更张狂。谷俊山1956年生于河南濮阳，曾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全军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军房改办公室主任等职，2009年升任总后勤部副部长。2012年初，国防部官方网站显示，谷俊山不再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2013年8月，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首次披露了谷俊山涉嫌贪腐的消息。

　　此后，多家媒体相继披露了谷俊山贪腐案的内幕。环球人物杂志记者2013年8月赴河南濮阳调查得知，谷俊山掌管着部队营房建设和全军军用土地管理出让大权，不仅本人疯狂贪腐，其弟弟谷献军也在家乡大肆敛财。查处谷俊山时，部队纪检人员从其家中搜出1000多箱茅台酒和大量名表、首饰、字画等。公方彬还披露，总后领导曾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汇报谷案情况，讲了两个多小时，“胡主席下决心惩处谷俊山，才将其绳之以法”。

　　2014年3月31日，谷俊山因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被军事检察院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