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中国：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

　　每年“六四”前后，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家例假”（月经期）。届时官家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越是禁忌的事物，越能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官方对“六四”讳莫如深，党史、国史“虚无”到近乎空白。近年互联网的普及，给真相的探索插上了翅膀。《环球时报》发此社评，反而提醒了年轻人——不妨上网翻墙，一探历史真相。

　　这篇社评宣称：“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淡化处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它是中国社会‘向前看’哲学的一种选择”。从26年前官方定性的“动乱”、“反革命暴乱”（简称“两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北京风波”，的确显示出“淡化处理”的趋势，当然也“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因为执政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喉舌习惯于“代表”全民说话，我却从未知晓，中国社会何时就“让那一页翻过去”形成过共识？相对于鼓励遗忘的“向前看”官方哲学，历史学者应该是“向后看的预言家”，惟有理性地总结历史，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

　　品尝历史的苦果

　　“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就我所见，其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共识破裂，政改葬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的时代，当时社会民意的主流，是支持执政党改革而绝非“颠覆”中共政权。中国本来有望通过政治改革，再次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六四”枪声一响，共识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机。此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保住了经济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启。26年间跛行的改革日渐丑陋，最终异化为食人怪兽，致有今日“体制腐败、社会溃败”的糜烂之局。

　　二、党在法上，监督缺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担心经济转型导致政权腐败，在废除干部终身制之后，曾计划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党政分开”，让执政党和政府接受人大监督。“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写进了党章和十三大政治报告。“六四”之后权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为政治潜规则，“党政分开”无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图章”，再没有任何机构能从法律上对权力独立行使有效监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坏之。法律为党服务，则依法治国徒托空言。

　　三、腐败升级，权力失范：80年代体制内的腐败尚处于“初级阶段”， 1989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口号，本是民气可用，与当下执政党的反腐败方向并无二致。学潮被当作“敌对势力”镇压之后，原本有望的“双赢”变为“双输”，政治改革停摆，权力既不受法制监督，也不受道德羁縻。当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改革红利被权贵集团吞噬，腐败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政府丧失了维系社会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灭，道德沦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六四”将国人自毛时代以来蓄积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释放殆尽后，全体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员顿悟权力的价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圣。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实为共产主义信仰崩塌之明证。随着26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格分裂、道德沦丧、弄虚造假、巧取豪夺成为社会常态。

　　五、失信于民，社会撕裂：“六四”的另一后遗症，是社会责任感普遍丧失，关注公共利益者成为另类。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公司化”，权力成为牟利工具。入党只为做官，做官只为营利，党员不对执政党负责，官员不对体制负责，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军队不对国家负责。政权丧失公信力，掉进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与民撕裂为利益对立、互不信任的两个板块，中国掉进了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

　　六、暴力维稳，有权任性：当年高层误判形势，对危机的处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机会和平化解的社会冲突，以出动军队镇压收场，同时也为日后的暴力维稳树立了样板。近年地方政府在处理上访、拆迁及社会群体事件时，往往夸大“敌情”，动辄使用暴力，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和编制、装备。维稳成了一条粗壮肥厚的产业链，也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会蓄积着暴戾之气，仇恨的种子不时绽放出恐怖之花。

　　将来要想治愈这场悲剧在文化、道德层面上给中华民族留下后遗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悲剧的文化基因

　　历史的悲剧往往与文化有关，“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的中国文化，孕育出“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中国人两千年徘徊于平时顺民、乱世暴民的两个极端，走不出王朝更迭的治乱周期律。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以“六四”事件为例，指西方文化“为杀父的文化” ，中国文化为“杀子的文化”。的确，植根于航海、殖民传统的基督教商业文明，崇尚竞争和冒险，鼓励年轻人超越老年人。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农耕文明，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长幼秩序，臣民忠于君主，幼者服从长者，否则便是“乱臣贼子”。

　　26年后探寻悲剧成因，不可忽视文明要素的缺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博弈双方都缺乏西方现代政治文化中妥协、共存的智慧。庙堂上的老人和广场上的学生，其实是同一种政治教育的产品：学生们陶醉于传媒的聚焦和民众的力挺，忘记自己身处险境，不理会 “希望同学们给党内改革派一点时间”（闫明复语）的呼吁，多次推翻接近达成的妥协；老人们则坚持传统的“江山意识”，将娃娃们的诉求视为“犯上作乱”，最终铁心大开杀戒的同时，也断送了政权自我更新的历史机会。

　　另一缺失关乎科技文明：据我现场观察，1989年学生和军警所使用的通讯工具，仅限于对讲机。当时国际流行的移动通讯已经进入中国，但模拟手机尚未普及；另一通讯利器万维网（WWW）这一年刚刚在美国推出，要等上七八年才开始在中国运营。历史不容假设，但我总是为自己的推想扼腕——若现代通讯科技提前在中国普及，则1989年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

　　余论

　　近百年来，中国人每隔几十年做一场“中国梦”：1911年结束了“君主立宪梦”，改做“共和梦”；1949年第一“共和梦”结束，改做第二“共和梦”，这场梦逐渐变味，最终演化为历时十年的噩梦；1976年毛时代结束，三年后“改革开放”又成新梦……。有梦想，才有前行的动力；美梦不断变成噩梦，国人已习惯于被循环的历史忽悠。

　　历史的悲剧意识属于全人类，超越一切种族和国界。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播报，震撼了全世界。中国人并未从这场悲剧中受益，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国蝴蝶翅膀的扇动，引发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飓风。北京街头的枪声沉寂五个月之后，柏林墙于同年11月9日一夜崩塌，此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改变了东欧多国的历史，直至体量庞大的前苏联轰然解体。共产主义阵营的断崖式塌方结束了冷战时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许更加客观的历史评价，要在历史事件过去50年至100年后才能做出，但政治改革所错失的历史机遇，却很难再次出现。这一判断，我在1989年5月18日《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过，这里不再重复。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政治人物若缺乏历史感，最终可能连现实感也会丧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辨人心所向，不明历史潮流走向，极有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

　　2015年5月31日 章立凡 北京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