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成中共魔障 习近平有望终结？

　　2015年的6月4日又已临近。每逢此时，海内外与“六四”相关的人们和念念不忘的人们又都会新回忆一遍；每逢此时，中共则会神经紧绷，如临大敌。今年也不例外。“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家被升级监控，与“六四”有关的人、事、言论都被捂得严严实实。而中共权力覆盖范围之外的香港、欧洲等地则适时地出现一些纪念活动，像以往一样激烈地表达着对中共的质问和控诉。

　　“六四”已成中共魔障

　　几天前，“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透露，当局今年对“六四”难属的监控升级，甚至在亲友探望之后，把谈话录音播放给他们听，企图达到震慑作用。如果此言属实，难免会对已经丧子的丁子霖夫妇造成又一层伤害。而且，这种做法也可能被用在了其他一些“六四”难属身上。

　　执行者的作为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也受到了外界舆论的批评。但是如果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对丁子霖的监控目前又不得不为。2014年的6月4日之前，10多位教授学者、律师、天安门母亲等人士在北京组织了“六四纪念研讨会”。中国维权律师、也是六四事件广场绝食活动参与者之一的浦志强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显然，中共对“六四”依然极其敏感，且对相关人物、活动和言论保持着一贯的高压态势。

　　但是在中共权力覆盖范围之外，香港、欧洲、马来西亚等地，在国际范围内的媒体圈，每逢6月4日前后，却都会形成一阵相当的声势。再加上一些与中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存在对立国家的推波助澜，中共就会遭受一年一度的挑战。另外，还有遇难者家属们从生命、人情和道德层面的一轮轮的质问。或许，后者才是“六四”事件始终不能从人们的记忆中消褪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人们为了追求国家进步而死去，也让他们的家属蒙受了巨大的伤害，他们想要个说法，做一些纪念也很难。另一方面，中共在当时又确实扮演了难以为外人道的角色，担心稍一放松就会对中共执政和国家稳定造成不可控影响，从而不得不持续施压。26年来，双方就这样做着相互伤害的僵持，没有一方是赢家。遇难者家属们一直承受着丧子之痛的煎熬。其中的一些人已经离世而去。

　　在这26年里，中共掩盖、洗白、排斥或是拖延。但是，“六四”依然在那里，几乎成为中共绕不开的“魔障”。作为中共一段历史阴影，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定期现身，事件相关者与围观者都要指着中共控诉一次。执政者可能是希望用时间冲淡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希望能够用国家的迅速发展来证明自己当年决定的正确，或许也希望在将来能够让更为超脱的后人在适宜的时机和环境下将这一问题解决。但具体日期迟迟未到，而“六四”则已不仅是中共的，也可以称得上整个中国的“魔障”和“劫难”。

　　解题“六四”的历史契机

　　中共十八大后，当局推出一部纪念邓小平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描述了1976年至1984年间，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主要作为和他对中国历史的意义。这一个时间点值得注意。众所周知，邓小平的历史影响力可以贯穿改革开放之后30年甚至更久，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实质性地位更是毋庸置疑。而之所以将对邓小平的纪念局限在1976年至1984年的短短8年间，主要原因或许不在于剧本篇幅，而在于制作方不敢，执政者也不允许涉及1984年之后的内容。因为在此之后不久，接连出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下台，以及“六四”事件。这三件事又彼此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

　　“六四”之后，不仅中国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一度陷入停滞，中共为掩盖“六四”及相关事件，不惜让一段历史成为禁忌和空白，形成一种政治、历史和文化断层。这显然不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中共在对自我进行意识形态证明和宣传时也会在此问题上遭遇尴尬。这对于中共从革命党向现代化执政党的转身也是一种负面阴影。

　　“六四”事件过去26年后，后人能够从新的视角看待和评价当初那场充满争议的运动和执政者的做法。而且在“六四”之后，全球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政治运动，导致了与中国相同和相异的两种结果，这也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参照。不得不说，当时的学生和执政者都冲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都在追求、探索、试错和总结。在运动发生过程中，又都有失当之处，但双方的出发点和目标却又是一致的，也即让国家有更快更好的发展。

　　现如今，尽管仍有很重的历史包袱，尽管仍有很多的现实问题，但形势确实都在朝着双方都期待方向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也是双方当年争取、斗争和牺牲的结果。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也迎来了正视和解决“六四”问题的契机，至少也是可以进行某种程度和方式的着手。

　　解决“六四”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国家形势整体向好的变化。这能让执政者在解决问题是更为自信和游刃有余。在揭开“六四”之时，也不致于引发连锁反应，与其他政治和社会矛盾相结合并对执政党构成更大挑战。

　　另一个有利条件则是中共新领导层已经完成了力量整合，“集中统一”贯彻全党，且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如此在操作这一问题时就能避免来自个人或小群体的不必要的干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六四”问题上没有历史包袱。当“六四”发生时，习近平还远在福建省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其他政治局常委亦多在基层或没有直接相关的位置。由其他们处理“六四”能让各方更加信服，因此也更为妥当。

　　习近平执政后向外界展露出的开拓进取精神和责任担当意识，以及他目前在历史拐角所面临的一些境况和选择，与30多年前的邓小平十分相像。文革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共重新认识了过往历史，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文革作出评价，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奠定了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基础。对于立志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习近平而言，也需将捆绑在邓小平身上时代的“六四”这一历史包袱卸下。

　　当然，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六四”也不是文革，习近平的新时代与邓小平时代之间的继承性要远大于邓与毛两个时代。解决“六四”问题需要有复杂的操作和技巧，但是其难度却不应被高估。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要执政者有诚意，真正去着手解局，或许只是一个说明，就能够使“六四”症结比较顺利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为避免内外不必要的过激的反应，还是需要掌握收放的分寸，管控好事态和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