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岁月号”警钟犹在，航运安全积弊未改。北京时间6月1日晚，一艘载有456人的客轮在长江湖北石首段倾覆。截至6日12时，遇难人数已上升至396人，幸存14人，失踪46人。该事故中集结的近万人
搜救团队以及投入的1,000万（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的紧急救援资金，与救援的无奈形成的强烈反差所凸显的公共安全措施的落后，无疑给了当下高速发展的中国一个沉重的教训。诚然，强飓风在一定程度导致了事故的形成。但自然因素不能成为整个事件的“挡箭牌”。外界诸多质疑倘若为真，那么当地相关责任人应主动出面“引咎辞职”承担责任，而非一味等待消极地“被动担责”，甚至在涉渎职等罪行时更要严查罪责。
有分析认为，中共官方积极展开营救，不放弃一丝希望拯救生命的同时，也应不放弃一丝疑点彻查事故原因：严惩任其职却不能尽其责的官员，打破“引咎辞职”水土不服的弊端，如此从根源上降低公共安全事发生的概率，为此类公共安事件树立标杆，才能从更深一层体现对生命的尊重。
“浮出水面”的安全隐患
有史记载以来，长江上的航行一直意味着要面对激流和暗礁的挑战。但诸如此次沉船事件的事故等级，在长江航运史上却是少有的。截至目前，沉船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与其相伴的则是外界舆论就此次事故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猜度。
事态纷纷扰扰尚未明朗化，但在载有458人的游轮遇险时，首先逃生出来的不是乘客，也不是其他船员，而是轮船上的两位最高领导，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在风大、雨大、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为什么“东方之星”没有选择靠岸抛锚而是继续前行？在天气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轮机长竟然不值岗，是对此种天气和水况见惯不惊，还是因熟视而疏忽？在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背后或隐藏着深层次的经济因素。没有利益的驱使，便没有了最基本的监管。
随着富裕的游客群体的崛起，中国的内河游轮行业持续低迷。行业数据和报告显示，长江的游客增长已停滞，而且许多人是精打细算的退休人士。根据《长江日报》的报道，2002年，即三峡大坝蓄水的那年，有40.8万游客乘船旅游。此后，旅游业增长一直缓慢，2011年有45万人乘游船到三峡游览，这是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湖北旅游局的另一份报告显示，与上年同期相比，2013年上半年三峡的游客人数下降了3%。与之相伴的是船只的问题不断增多。
2013年，南京海事局发现，长江上的游船中每10艘就有6艘存在安全问题。另外一份对长江上的航运公司的调查显示，63%的游船负责人表示很难招到有经验、有资质的水手。超过一半船只表示，他们必须去偏远贫穷的地区招聘船员。主要原因是工资太低了，船长每月也只能挣到7,000元。在此情形下，有了对利益的贪婪攫取，或许才有了后续的“任性”前行，才有了数百人陈石长江的恶性事故。
倘若说，“东方之星”大型豪华游轮突遇龙卷风，在一两分钟之内瞬间倾覆倒扣具有着不可抗拒性，那么经历了长时间潜伏期的上述问题不断从量变到质变，直至悲剧上演，相关责任人或应引咎辞职，以展现官方对生命以及民意的尊重，甚至在涉渎职罪时要严查罪责。在其位不能谋其政，任其职不能尽其责，当罚！片面追求利益空间，无视生命的施政策略不要也罢。
“引咎辞职”迎来常态化拐点？
诚然，按照中国突发事件“事件发生—高层反应—地方联动—事件平息—事后追责”的固有模式，营救工作尚在持续的当下问责或为时过早。但正如习近平所言要深刻吸取教训，事故发生之时，就应当是问责启动之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相关责任人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所体现出的对自身职责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民意的尊重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韩国“岁月号”的类似悲剧效应。
但“引咎辞职”在中国政坛的“水土不服”的顽症难解。《公务员法》第十三章第八十二条所规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 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以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所规定的“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俨然沦为一纸空文。现实中，往往是“自责”者少,“他责”者众。
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后,即使事件性质非常恶劣,也鲜有官员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即便有官员出面担责也被视为特例，譬如此前关注度比较高的山西前省长多年前因溃坝事故引咎辞职,以及国家环保总局前局长因松花江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引咎辞职等。官员们往往能拖则拖,实在拖不过,只好由组织免职了事。 更有甚者,一些官员即使被免职,表现出的仍不是深刻反省和主动担责,而是抵赖不了之后的无可奈何。免职之后,一些人也只想着争取早日复出,甚至法定的责任期限还没有到就迫不争待地悄悄复出。
2014年4月16日，韩国渡轮“岁月号”(Sewol)沉没，共导致304人丧生。韩国总理引咎辞职。虽然引咎辞职并不能代替行政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但此举却彰显了官员的良知与尊严,以及对民意的尊重。反观“东方之星”事件，中共官方大营救赢得外界刮目的同时，也应打好追责这一仗，借助社会各方关注公共安全的合理，以此次事件作为切入点，摘掉引咎辞职的花瓶标签，为官员问责树立有章可循的范式，进而与现代大国接轨，健全国家公共安全问责体制。当然，这样的机制不止于沉船事件，更不是说就要中共高层辞职，而是应该成为摆到台面、落到实处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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