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琳彻底出局 权贵二代末路穷途？

　　近日，李小琳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简称中电投）缘分殆尽，当被口头宣布调往大唐集团时，这位高傲的“中国公主”则是“怒摔门离去”，坊间将此形容的绘声绘色，而官方则一贯的处于低调沉默的态势予以回应。作为国务院前总理李鹏的女儿，身居高位，头上缀满2007年全球商界女强人、2011年亚洲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等光环，李小琳一直都是公众人物的焦点，围绕她的不仅有时尚界热门话题，当然还包括近些年深陷“圈地”、“涉保险交易”等丑闻传言中。

　　然而，李小琳长期执掌中国电力工业的“巨无霸”央企的大权，久坐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公司董事长的宝座，不仅是中国的“电力一姐”，也是中国最为显赫的“官二代”之一，其地位之高，权势之大，掌握的财富值雄厚，在公众的眼里，李小琳的奢华、高调以及张扬的个性无不被拿出来当作外界谈资。她曾经道言，“我的成长是自己一步步努力的成果”，说着“个人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有人吹捧她，也有人贬低她，还有人不屑于她，但纵观而言，外界舆论针对的并不是单指她一人，而是其身后一个庞大耀眼的“权贵”一族。如今，身着权贵衣裳的李小琳被调往大唐集团，有分析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人事调动，牵动的是其身后关于“权贵二代”的何去何从。有人甚至放言，从李小琳的被调职，能窥测到权贵二代的没落。

李小琳被调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政商联合构筑灰色空间

　　数十年来，“红二代”群体曾经被冠以不同的名号：“文革”前，他们往往被称为“高干子弟”“革军子弟”；改革开放之后，从海外到国内，人们奉送给他们含有一定贬义的称呼：“太子党”。近年来随着政坛更新换代，当朝者的后代往往被人称作“官二代”，例如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但“官二代”也好，抑或“红二代”也罢，他们被外界依然称为“权贵二代”。这或许是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标记，又是这个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他们区别其他所有群体的最明显分界线。

　　将时间拨回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声称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非法倒买倒卖活动，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因此要求“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解放军少将、毛泽东之孙毛新宇曾透露，毛家曾立下家规，“毛家绝对不从事经商，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其实，中共开国原来大多对自己子女有过类似的警告。比如邓小平时期的中共八老之一的李先念便对子女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自己的子女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许经商赚钱。”一切不复当时，在2003年大陆《新财富》杂志报道，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和丈夫、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身家总值50亿元，跻身该杂志年度中国富豪榜第242位。当孔冬梅面对外界质疑违背毛泽东遗训时，她说道，“时代变了”。

　　不能否认的确是时代已悄然发生改变，那些红色中国的权贵阶层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沿着祖辈的遗训从政、从军、从事学问。但现实是，一旦触碰到商界，必然难以避免这与生俱来的红色身份带给他们的便利。分析认为，权力套现者有之，损公肥者有之。以周永康之子周滨为例，周滨在石油、矿产乃至电力领域都有其身影。在此之前，红色权贵的印记发挥着作用，其中，“人脉”则成为关键之所在。

　　实则在今年年初，作为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一时间成为舆论的中心人物。围绕在他身边的是，曾有港媒报道称陈小鲁实为安邦的“实际控制人”。众所周知，安邦保险集团在近几年来成为保险业驰骋投资市场的一匹黑马，总资产已逾万亿元，2014年海内外投资显得更加激进，公司掌门人吴小晖原是浙江温州的商人，而外界一直视陈小鲁、吴小晖二人为合作伙伴。但是陈小鲁对于这样的说法，在社交媒体里坚决否认，表示自己“就是顾问，一咨询，二站台，无股份”。

　　其实在中共十八之后的反腐工作，一直未触及红色家族这一庞大的神秘商业圈。外界有分析认为，数百个红色家族经营或者参股的公司是邓江胡几代留给习近平的政治遗产。如何对待红二代经商，虽然在这两年的反腐中未公开宣示如何办，但实际上屡屡成为习近平与政治对手较劲的焦点。分析称，反腐是否包括红二代，几乎成了对中共反腐大业的政治正当性的评判依据。

　　“特权”成为区别民众的横线

　　显然，在习近平上位前后，据称重申家人不得经商的禁令。早在2008年底，以及2011年3月份，其母齐心分别两次召集所有家庭成员开家庭会议，严令家庭成员不能打着习近平的旗号在外从事任何生意活动以及不法行为，2012年的家庭会议上甚至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必须停止所有商业利益关联的活动。

　　而今，再回观李小琳被调离中电投，在某些分析看来实则是被“边缘化”处理。李小琳的背景身份众人皆知，其曾也在电力界叱咤风云一时。与其相比的，还有中共元老王震次子王军执掌保利、中信这些重量级国企巨头印象深刻，其实王震长子王兵担任南海石油公司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三子王之曾任长城计算机总公司总经理，一门三子控制国民经济要冲，也同样惹眼。

　　倘若从具体企业看来，以中信为例，当年正是由邓小平特批，荣毅仁为改革开放引资而设立的。此后历任管理层，除王军外，原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秦力生之子秦晓曾任中信总经理，中调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曾任中信总经理、董事长。另外中信下属的子公司也聚集了不少红二代，彭真之子傅亮任职中信国安，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则是前中信泰富集团主席，张震之子张连阳则是中信21世纪的董事，曾培炎之子曾之杰为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等等。

陈小鲁否认自己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

　　纵观前文列举的种种权贵二代不难看到，从能源、矿产、电力甚至军工都有其身影。这些“贵族们”的触角几乎渗透到攸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各个角落。有观察者称，即便他们不是入住国企，这些权贵也往往另立门户，在个人事业上开拓疆土，不乏事业有成者。然而，实际上就算另寻他径，其身后的“红色光环”也为其左右。

　　总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领导人或者高官的红色后代的确已经形成庞大的势力。他们或者像从政的高官那样掌控国有经济巨头，或者自立门户，但国企不是私产，自立门户者也属于一种必然。而他们之所以饱受争议，甚至被污名化，自然有其原因，那就是其中不乏权力与资本的勾兑者，假借政治人脉和垄断信息而不当获利，进入市场却依然享有特权地位和支持。

　　实际上，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内纪律最为严苛的政党之一，在面对“权贵二代”们触及到的利益集团时，中共又应该如何管理应对？有分析认为，一方面，某些人的确是肆无忌惮，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真要惩治他们，就意味着影响到他们身后的整个元老家族，或明或暗，都势必受到各方掣肘和公关。当然也曾有人试图这样做过，例如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经为限制领导人子女的特权向一些人开战，他甚至亲自下令国安机关逮捕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被指涉嫌参与贪污和淫秽活动，直至今天，胡耀邦的儿子都认为，他父亲企图遏制太子党腐败的行为，是导致胡耀邦于1987年被迫下台的原因之一。

　　然而，伴随着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党建上的“聚精会神”，高官子弟自然也属于中共党建的重要一部分。那么，如何让权力不在政治和商业之间纠葛太深，如何让一些“灰色”的空间被挤压，或许将是中共反腐的另一个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