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在6月11日的突然露面不止让中国人感到惊讶，也让西方人顿感唏嘘。曾经在镜头面前叱咤风云的“政法沙皇”满头白发，一脸憔悴，已经看不出当年风头正盛时的威风来。几个月前，多家媒体已经预告了周永康的“死刑”，这就让他的无期徒刑显得出人意料起来，但西方世界对此并没有显出一种预料中的惊讶。如果说在11日前后，西方对于北京的判决还是猝不及防的话，那么到了次日，西方仍以如此态度应对，却不再把“权斗”摆上台前。这恐怕就意味着他们比起2014年终于有了些变化，开始认定习近平反腐的诚意了。
必须承认，当周永康被突然宣判，获无期徒刑后，西方媒体的猝不及防早就溢于言表。《纽约时报》就指出，这份判决书出来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最高检查机关既已宣布要审判周永康，对他的审判会这么快地进行”。毕竟，外界都在等着北京的权威发布，也就在2015年3月，中国最高法院就曾有官员披露称“对包括周永康在内的高层官员的审理将会公开进行”，这样做是不是坏了规矩，让实情和预告存在了偏差呢？
外界对于这样一场速战速决的宣判是有些抱怨的，譬如路透社在11日的报道里就表示，押送周永康上堂接受审判的就是“军人”，这其中恐怕就会有些难以马上弄清楚的细节。但是，外界对此倒也沉得住气，环顾6月12日后的一系列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已经大多把镜头聚焦到了面对审判满头白发的周永康身上，《华盛顿邮报》更老老实实地表示，看着他的一头白发，或许泄密之处就在此间。
总的来说，既然外界提供的信息的确如此，这比起半年前周永康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后的反响就大不一样。当时BBC的中国总编辑很快也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习近平反腐抓住大老虎》的专文，不仅认定周永康本人是中国安全体系之下的一个作法自毙的“奥威尔式”的受害者，更饶有兴味地把北京与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形成了类比。《纽约时报》等媒体更称周永康本人“已经成为了法治缺乏的受害者，因为他的案子也在经由他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处理”。
很显然，外界对于习近平“整党保洁”的决心是一直有些怀疑的。在他们眼中，北京对周永康的审判“将是对党的领导人是否真心致力于司法改革的考验”，而这一点也让他们认为这桩诉讼不会“遵循国际惯例”（从某种意义来说，因为涉密而闭门的审判也的确部分符合了他们的判断）。当《卫报》驻北京记者在2014年12月特别强调了周永康与薄熙来之间的关系时，类似的一种类比也出现在了半年后的《华盛顿邮报》上：但此时的报道就变成对两人头发的调侃了，周永康比起受审时的薄熙来，显然头发白的更厉害些。
其实，周永康受审的细节早在当初被逮时就留下了伏笔，媒体曾经不止一次强调他所涉重罪“包括收受巨额贿赂、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滥用职权、通奸以及其他”。其中的见不得人之处自然是可想而知。当《纽约时报》采访到周永康案的辩护律师，并得到了对方“我希望你们能在新华社通稿的基础上作报道。新华社的文章已经很清楚了”的答复后，加之连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也在社交网络上一时无话可说，此番的寂静就显得理所当然。西方媒体继续以案情为基准展开报道，这就证明他们在中国总算是下了点功夫，也有了能揣摩上意的一点小心思。
不可否认，面对本案的某些细节，出于一种文人的刁钻，某些西方媒体还是想写上两笔买个俏皮，譬如周永康与“国师”曹永林的交往就被《卫报》当成了报道的主题词，似乎周与“国师”的交往就因他“政法沙皇”的身份而带上了俄国沙皇和拉斯普金的意味。《金融时报》也借半年前一位鼓吹“权斗”的学者之口谈及了“事情并不完全像党希望的那样顺利”的牢骚。但总的来说，当外界对此信息有限时，在这场属于中国的公众奇观之下，西方能做的也无非是根据已知的信息展开合理的推测，并对没能见识到“世纪大审判”而偶尔抱怨一下。
其实，西方媒体对于习近平态度的变化恐怕不仅局限于反腐一点，对于其形象也有变化。毕竟，这位西媒眼中非同凡响的领导人，正努力向外界展示其政治能量，比如以大改革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治理，以强有力的反腐治理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基于世界力量的重构与中国走向强势的背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如何报道中国的问题上正主动或被动地悄然生变，首先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对习近平这一最强有力领导人的报道上。想在短期内彻底褪去西媒身上的意识形态外衣固然不可能，但在半年里有些变化就在情理之中了。
多维新闻曾经指出过，西方正在应对习近平的一场反腐运动，周永康、徐才厚等案带来了“目无组织、目无纪律”，“把纪律当摆设，视纪律为无物”，“把违法当作一种魄力、一种胆量”等风气，北京对此就要来一次矫枉过正式的处理。北京要“下猛药、出重拳、用重典”，这样一来，即便西方仍然认为中共或北京的体制在本案后仍未变化，或许此后的发展就会让他们有所改观。
半年后的情况就基本印证了此前的猜测。当初西方如果不能跟上北京节奏，认清此番反腐的用意，那么当下他们恐怕就已经相信习近平的反腐应该是真功夫了。即便他们仍然漂在中国社会的水面上，没有沉下去，但比起以往站在岸边，已经很有进步。这或许也就意味着西方人士已经亲自投身于中国变革的浪潮，展开记录历史的进程。 (茅岳霖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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