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6月16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以来首访贵州，特意前往具有特定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遵义，参观遵义会议旧址。习近平此行令观者颇感突然。2015年是遵义会议80周年，但更具体的时间是在1月，不是6月。因此，考虑到周永康案新近审判，打虎进入更深更高层级，而北戴河会议行将召开，习近平选择在此时间点去往遵义，用意或许是在于即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是一场在每年夏天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举行的中共党内高层的闭门会议，通常将聚集中共现任和已退休领导人群体，对一些重大政治议题进行汇合、交流、决策，不排除一定的碰撞交锋状况。在目前的情势下，习近平将遵义会议抛出台面，或许正是有着特殊的用意和效果。
一般情况下，北戴河会议的召开时间是夏季的7月到8月之间，没有确定的时间。在2014年7月底，中共在任领导人集体性“消失”，8月15日，习近平出现在南京看望青奥会看望中国体育代表团。外界据此推测，当年的北戴河正是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召开。
多处消息源和分析指出，当年北戴河会议较为平静，可用“波澜不惊”来形容。当时的主要背景是，中共反腐高歌猛进，新执政团队因之赢得认可和声誉，而政治老人们因“老人干政”的忌讳亦不便多言，因此很容易达成共识。不过，这种情况在2015年似乎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当外界着眼于省部级以上“老虎”久未落马的表象而怀疑中共反腐受挫胶着之时，真实的情况或许正与之相反，而是在周永康之后其反腐旧案（如徐才厚案，令计划案，或许还有郭伯雄等等案件）未去，新的大案要案（比如近日所传对戴相龙、李鹏家族等等的调查，附以金融和军队整顿）已经全面铺展开来。也就是说，中共新执政团队的反腐打“虎”已经到了新的更高更深更难的层级。在此情况下，难免遭遇来自中共内部的不合作式消极抵抗、改革者决心信心的不足、元老们对党内团结的担忧和怀疑。而对于习近平等领导者可言，最后这一点或许是当下最为紧要的。而这也正是习近平此番遵义行的用意所在。
在中共的历史观中，遵义会议上具有扭转干坤的决定性意义，被认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西部溃逃蒙受重大损失，面临全党全军覆没的危急形势。遵义会议的召开就是为应对这种危局，并且在此之后逐渐扭转了中共军事形势不利局面。其关键因素就在于，重构了当时中共领导层的人事安排和权力配置关系。
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共领导权由“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掌握，苏联和共产国际遥相控制，会议之后的新领导架构实质上是确立了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权。按中共党史权威胡乔木的说法，是“在实际上奠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事后中共逐步走出困境，不断发展壮大，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致最终取得国家政权，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遵义会议的影响。如果从人事的视角来看，遵义会议“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正是毛泽东掌握了中共的“枪杆子”。被习近平称“用兵如神”的毛泽东通过硬碰硬式的军事力量角逐为中共开辟了执政道路。
也有争议性观点认为，遵义会议是“一次没有硝烟的军事政变”，毛泽东在其中使用了一些人事联合和斗争的手段，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军方驱逐了博古、李德所代表的党政和苏联力量。然而考虑到当时中共所面临的生死系于一线的形势，这也是一种非常之人在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实现当时领导层的紧急换血以为中共找到一条出路，是压倒一切的必要需求。也只有像毛泽东这样的扎根于中国实际、知晓军事又异常强势的人物才能够起到扭转时局的作用。
在80多年后如今，中共似乎又面临着与当时情况类似的危难关头，其因腐败所导致的危险虽然没有当时那样显而易见，却同样不容乐观。战争失败能够让中共倒下，腐败也能够让中共倒下。其大力反腐之举能否涤荡已深入内部和高层的陈腐生态，会否导致某种不可控状况，中共元老们是否还会默契一致地支持？这些可能都是北戴河会议上新旧领导人在考虑的问题。
在观察者看来，习近平此番重回遵义会议地址，所释放的其中一个信号就是警示目前中共所处的严峻形势，与当年遵义会议之时可堪一比。而其用意则主要是以此对内外提出要求，务必在此刻团结一致，保持当前的反腐形势，共渡难关。经此之后，或许还会有较长时间的阵痛，但对于中共的长远发展却是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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