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过去两三个星期来剧烈波动大起大落，让中国股民心情动荡如坐云霄飞车，也让全球观察人士屏息凝神目不转睛。尽管中国政府连连出手，采取降息，禁止企业高管减持股票和让社保基金入市等救市措施，市场却一度投出不信任票，出现争先恐后的抛售效应。中国政府该不该采取措施救市？救市哪怕一时稳住市场，但市场最终将走向何方？
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大声疾呼中国应该救市的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杨帆；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清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杨帆认为，中国政府救市初见成效，但是下星期预计还会继续剧烈波动，目前断定救市是否成功还为时过早。他认为中国救市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刚开始力度不够大，尤其是在应对做空的势力方面。他主张中国继续动用行政金融手段加大幅度救市，如股市下滑就让公司停牌，继续大规模发行货币增加货币流动性等。对于中国股价不符合中国经济现实的说法，杨帆表示，中国的创业板确实泡沫化严重，下跌百分之六七十也不意外，但是银行和证券等行业的市盈率并不离谱。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些行业的利润还会更高，因此股指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他认为下半年中国股市的主要任务将是维持稳定，而不是继续金融改革如扩大上市规模等。
程晓农认为，中国的股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股市泡沫本来就是政府宣传机器吹出来的，现在股市崩盘，政府难辞其咎。政府把股市往上推，可不是为了帮散户发财，而是为了通过拉升股市，让散户为地方政府的巨额地方债买单、为银行增加资本以应付庞大的坏账而作贡献。所以，股市跌，是散户明面上亏损；股市涨，是散户账面虚好看，但实质上还是散户整体为政府和上市公司捐款。
程晓农说，英国《金融时报》登过陆一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国股市有三大中国特色，政策市、政治市、政绩市。我的理解是，这是股市从高潮走向低谷的三个阶段，最后通向熊市：中国股市之所以是政策市，是因为当政府想利用股市的时候，就会用政策操纵股市；所谓股市成了政绩市，是因为政府拉抬股市常常失灵，而政策失灵损害政府信誉，引发对政府的信心危机，政府输不起；结果政绩市就变成了政治市，一旦股市行情不顺，政府喊话、意识形态误导、民族主义动员、乃至公安部门查做空案件等手段就会出场。然而，枪杆子里虽然能出政权，却出不了牛市，股民要的是现钱，最后还得抛股票变现，所以政治市的结局仍然会是熊市。
程晓农表示，政府这次出手强力救市，真正担心的是金融机构被股市暴跌拖下水。因为许多银行通过代理理财产品集中了大量民间储蓄，再通过各种贷款和伞形信托提供给股民炒股，涉及4万亿资金；一旦股市崩盘，这些银行贷款就泡了汤，买了理财产品的千家万户也可能投资打水漂。但是，政府只能短期勉强维持股市不暴跌，却救不了那些本来就应该在暴跌中被淘汰的大量创业板小公司。这轮泡沫主要集中在所谓的新兴政策概念股小公司，它们通过并购再加上宣传自己与政策概念如何吻合，来吸引贪心的大批新股民，但很多这样的公司其实都是垃圾股，早晚得穿帮，天真的散户必然成为牺牲品。现在股民们希望股市回升，自己可以高位抛售手中的垃圾股；可是，这得靠今后进场的无知散户接盘。但这轮暴跌已经吞没了许多有一点钱、又贪心的散户；今年到现在都没进场的，多半是禁不起惊吓、也没什么余钱的人。所以，击鼓传炸弹的游戏找不到下家，就只能自个儿认栽了。
何清涟认为，国外分析人士对中国救市的成效普遍不看好，这是他们根据国际经济规则所做的分析。但是中国的做法可能开国际先例。中国为了救市这次采取了非常措施，和以前十几轮救市相比强度要大得多硬得多，枪杆子笔杆子全都用上。如要求企业增持股票等措施都是罕见的。她认为要断定救市是否成功取决于如何定义，如果要把股市推高到五千多点，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是如果只是维持在三千五百到四千之间波动，那么是可能的。她说，美国股市现在的市值是二十五万亿，中国是十万亿，但是美国股市是向全世界开放，是依靠全世界资金承托的股市，而中国股市绝大多数是本国资金，外国资金只占百分之三到四，因此风险主要是自己承担。另外，外国股市是中长线投资辅以短线投机，中国投资则以短线投机为主，中长期投资者很少。这些因素都造成中国股市高风险的特点。
陈破空认为，中国政府救市，与当年的香港政府和美国政府救市有很大不同，中国政府的诸多措施，换到美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就不会那么做，诸如：过去一年，中国政府人为拉抬股市，制造“人造牛市”，积累起巨大的股市泡沫；当股市下跌，本是挤出泡沫、让股票回归真实股价的时机，中国政府却又人为托市；中国政府动用宣传机器造市、甚至动用公安部恐吓投资人，都偏离市场经济轨道太远。总之，中国政府不应该以非市场经济手段的“举国体制”来造市、托市和救市。要让中国股市健康发展，中国政府必须放手，停止对股市从头至尾的政府干预行为。同时应该改变那种倚靠股市为国营企业圈钱的利己主义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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