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大地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这样一个“流氓”，村里一旦发生点什么坏事，大家第一个便怀疑到他。但问题在于，张三家的鸡被偷了，可能是这个“流氓”干的，但李四家的玻璃被砸，则可能另有他人。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诺大的村庄，而“敌对势力”便是这个村庄中甚至是来自村庄之外的“流氓”，此轮中国的股灾，使“敌对势力”有了村庄中“流氓”的属性，被认为在股市暴跌中扮演了“做空中国者”的角色。
自从中国股市大跌后，就有官方学者与媒体炮制出“阴谋论”，声称有境外势力在故意做空，引发股市暴跌。有媒体甚至将保护牛市提升到“中国价值”保卫战这样吓人的高度。如由中国国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旗下《证券日报》便发布社论，指股市波动“背后是两种力量的大博弈，即坚定维护中国资产价值的力量和坚持做空中国资产价值的力量。”那么，所谓“敌对势力”，究竟在中国的股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阴谋论还是确有其事？这些都值得一探究竟。
股灾背后的“阴谋论”
在中国股市连续暴跌一周后的7月2日，中国国内5名知名教授在联名呼吁中共当局救市的公开信中写道：这股强大的做空力量到底来自何方？它们资金充足，经验丰富，准备充分。做空的手法看，绝非一般的散兵游勇，而是战法老道联手作战的专业力量。这股力量不是来自于境外而是境内。有媒体甚至将保护牛市提升到“中国价值”保卫战这样吓人的高度。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有着严格的资本管制，资本项下都不能自由兑换，外资通过资本项下进来不容易，要做空更是难上加难，要查也能查个一清二楚，因为资金都是托管的。在境外做空倒是可以，但是境外那点成交量，相对中国股市的万亿的成交量，那只是九牛一毛。北京的资深经济观察人士则认为，即使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有做空中国之心，它们也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那么，又缘何会有这样声音出现呢？这显然就是意识形态为上，阶级斗争残余在作怪。有分析指出，股市下跌，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任何国家都会发生股市暴跌，原因无非是泡沫过高，脱离了基本面，金融生态受到了破坏，自然会通过下跌来修复。但是，在中国这个“奇葩国度”里，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将股市下跌归咎于“敌对势力”的做空，动不动提出什么“为国接盘”，“反对敌对势力做空”等口号，似乎又回到了过去“阶级斗争时代”，更回到了当初“义和团”式的愚昧状态。
当然，在此之中也不乏理智的有识之士。上述北京的经济观察人士就认为，中国股市暴跌的原因很复杂，更多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不能动辄就归咎为外部原因。此次股灾的爆发，可以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证监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股灾的发生缘由、股灾发生之后监管层及有关部门的表现来看，他们是不合格的、失职的、处理不当的。这些管理者的无能，加剧了此次股灾的形成。媒体此前就曾指出，证监会在股市暴涨时监管不力，在股市暴跌时应对乏力，其股市发展战略也存在失误，这是证监会的“三宗罪”。证监会及其掌门肖钢的表现，更是折射出中国官场“有官僚无专才”的现实窘境，折射出中共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足和紧迫。
焕发“新生”的敌对势力
当然，在反思此次股灾的同时，也应该反思“敌对势力”总是成为“替罪羊”背后的土壤。“敌对势力”，是中共词典里的老词。什么是“敌对势力”呢？各个时期的涵义各不相同。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曾经总结，毛泽东时代，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泽东思想，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的“三反分子”，当然是“敌对势力”。1989年“六四”前后，一度曾说，“反人民，反民主，搞专制”的，是“敌对势力”。但旋即又恢复到当初的涵义。只是没再提“反毛泽东思想”了，可“反党、反社会主义”，尤以“反对党的领导”，是彻彻底底的“敌对势力”。
也许有人会认为，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开放多元，“敌对势力”就该销声匿迹。但事实恰恰相反.1992年10月，中共召开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十四大贯彻了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指示，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即执行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大会修改党章，“敌对势力”被删除了。但江泽民的十四大报告中仍说“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宪法序言中的“敌对势力”也未删除。
“敌对势力”伴随中共，从毛时代走到邓时代。一个多甲子中，敌对者数度更换。有的“敌对势力”终获平反（如曾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敌对势力”，先是朋友，后为死敌，再成盟友（如俄罗斯），然而决定何为“敌对势力”的思维始终未变。近年来，《人民日报》之类的官媒体，尤以《环球时报》为最，又频繁提到“敌对势力”。而最近，《解放军报》也加入到此行列中，稍早前的《解放军报》就以《决不能让互联网成为人心流失地》为题刊文，指出人心争夺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互联网上，称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这个便捷手段，构设“价值陷阱”，实施“文化冷战”，培植“第五纵队”，对领袖的泼污，对英雄的诋毁，对体制的嘲弄，对党政军的攻击等，可以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把互联网当成倾销西方意识形态的“租借地”。
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敌对势力”似乎又开始焕发新生。且从对“敌对势力”一词的使用来看，越来越具意识形态色彩。鹰派少将戴旭，控告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互联网“扳倒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将“高校在意识形态跑偏”对准了敌对势力；香港市民占中争取普选，敌对势力又悄然而至……难怪有人感叹，敌对势力已经成为最最称职的替罪羊。就如同文章开头说提到的，即便有些事情与他毫无关系，也不能妨碍人们对于他的怀疑和指控。
居安思危无可厚非，但如果发生什么事便动辄就归咎为外部原因、归罪与“敌对势力”，那显然是十分可怕和危险的。可以预期，接下来，中国面临的考验会越来越严峻，各种各样的事情还会不断出现。如果不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不从真正的本质思考，而总是将原因归为“有境外敌对势力介入”，“给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制造麻烦和事端”。那么，这样的做法不仅会贻笑大方，“第五个现代化”恐怕也将成为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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