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妙手与中国的定力

　　7月11日，金砖国家与上合组织“双峰会”在俄罗斯乌法圆满落幕，两大组织各自发表了《乌法宣言》，彰显了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与理念。这次“双峰会”取得了哪些成果，应如何解读？对未来世界格局又有怎样的影响？中俄印之间的互动将呈现怎样的新动向？就这些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

　　观察者网：金砖国家与上合组织“双峰会”有哪些主要成果？

　　杨成：继2009年主办叶卡捷琳堡金砖上合双峰会后，俄罗斯此次在乌法继续利用主场优势，借助两大组织成员国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促成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系列成果的出炉，产生了1+1＞2的叠加效果。就金砖峰会而言，最大的成果莫过于新开发银行的正式启动，这意味着一项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制的、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正在慢慢生成且进入了实验和实践的新阶段。就上合组织而言，本次峰会产生了两个对该组织未来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要成果：一是通过关于启动接收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程序的决议，这意味着该组织自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容即将成为现实，上合组织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有望进一步提升；二是批准了《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这一《上合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的升级版本，使得该组织中长期发展的优先方向和主要目标更为明晰。

　　观察者网：《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制定的背景是什么？

　　杨成：作为欧亚地区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上合组织一直想制定中长期的行动计划或发展规划。此前中方已经推动各成员国在2012年6月上合组织北京峰会期间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但这仅仅是一个表达成员国原则共识的简本，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受制于部分成员国的政治意愿，在“协商一致”的原则约束下，上合组织只能迈出这一次优步伐，但同时也为下一次调整预留了足够空间。这主要体现在《战略规划》的最后一条，它明确提出“成员国将根据本文件条款，在本组织框架内开展合作并制定本组织下一个十年发展战略”。在此意义上，上合组织成员国历经三年时间的反复酝酿，最终在乌法峰会上通过的《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来之不易。

　　新的十年纲领之所以得以出台与本地区局势的显著变化密切相关。其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合作倡议，激活了全球政治的欧亚时刻，引发了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强烈反响，各种对接计划纷纷被纳入相关国家的战略视野，使得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议程面临全新的外部环境。与以往俄罗斯更为重视或至少同等重视成员国大量重叠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务实合作相比，现在俄罗斯反而更担心上合被虚化、弱化甚至被放弃，更愿意看到上合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实施过程中发挥对接平台的功能。

　　其二，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及其他上合成员国的对外方略产生了系统性影响。尤其是俄罗斯在已经发生系统性改变的俄西方关系的大背景下更为需要国际支持，以分担其正在饱受压力的美欧制裁和孤立之痛。显然，没有乌克兰危机，可能乌法双峰会的基调不会如此鲜明，阵势也不会如此强大，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重视也不会如此高调。

　　其三，印巴即将成为上合组织新成员，而新成员必须认可该组织的基本文件和合作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上合组织在印巴加入的正式程序完成前通过新的十年发展战略也有相应的战略考量，即通过议程设置规制新的不确定性，防止出现组织扩大与合作深化之间出现不利于后者的变化。

　　整体而言，基于对未来十年该组织及其所在地区局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综合评估，本次峰会通过的《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成员国合作的优先方向与基本领域，体现了各方的战略共识，为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部署。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上合组织还将根据国际形势和地区格局的发展变化，在《2025战略》的大框架前提下制定更具体的行动纲领或路线图，推动该组织向更为成熟的方向演进。

　　观察者网：印巴这次加入上合组织后，会有什么影响？将起到什么作用？

　　杨成：印巴同时加入上合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上合组织自2001年成立以来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一直在稳步增加，但正式成员国多年维持不变，使得外界，尤其是西方对上合组织的“开放性”持强烈怀疑态度。当然，这首先是外部世界的某种偏见，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接连出现足以表明上合组织的开放性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是否吸纳新的正式成员反映出创始国对上合组织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一直在磨合：到底重点是放在深挖组织自身内部潜力，还是依靠地区内和地区外的参与者？抑或是边整合边扩大？尽管各成员国整体上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性理解，即上合的扩员与否既要考虑组织作为新生的国际性地区组织的承受能力，又要考虑申请国的积极性，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国际和地区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而作出一个多赢的选择。但舍此最大公约数外，在上合组织究竟奉行什么样的开放性问题上，各成员国的分歧也很明显。

　　乌法峰会的结果表明，上合组织在“协商一致”这一标志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原则指引下作出了吸纳印巴的最终决定。这是上合组织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其影响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合组织的身份将发生从“后苏联”到“大欧亚”的变迁。上合组织来源于以处理中国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边界问题的“上海五国”机制，是一个信任逐渐累积并不断向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扩展而自然生成的国际机制，但因为成员国除中国外都脱胎于苏联，因而其身份认同和区域定位上也较狭窄。而印巴是南亚大国，又是核国家，经济规模也比中亚国家大很多。它们的加入使得上合在体量上大为扩展，但更重要的是将走出“后苏联”的历史，迎来大欧亚区域合作的新时代。本次峰会上既吸纳了后苏联国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又引入了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和南亚国家尼泊尔作为观察员国，这已经反映了上合的未来发展将在兼顾传统的后苏联空间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活动范围。

　　第二，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和地区影响力有望明显提高。印巴加入后，上合组织内将拥有四个核大国，包含了中、印这两个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角色日益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和俄罗斯这样的具有全球影响的传统地区大国，在世界GDP、人口等重要指标中的分量进一步提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都将显著增加。

　　第三，上合组织的民主化程度可能进一步提升。过去上合组织内部自然演化成中俄双引擎+哈萨克斯坦+其他上合成员国的三级权力结构，但中俄主导是显然的，而且俄方日益担忧随着相对实力日益朝着中国有利的方向变化，如何使中国“遵守纪律”的问题将日益突出。上合的中亚成员国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也没有完全做好心理准备，甚至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初期曾担心中国建立新的核心—边缘结构，使这些国家成为“附庸”。在这个意义上，上合组织扩员的积极面在于可以通过建立新的权力结构，以缓解包括其他成员国的心理障碍。对中亚国家来说可能更是如此：当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大国成为正式成员国，一个更加多中心的组织意味着其他成员国可以利用这种多元结构争取更多的发展红利，而且可能打破中俄双引擎结构下经常出现的两难选择。

　　另外一方面，国际关系民主化在上合组织身上的具体化也意味着组织的决策效率较之以往可能会有所降低，战略共识的凝聚可能更为困难，合作议程的商定更为艰辛，实施路径的选择更为复杂。从欧盟、北约、东盟等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的扩大史来看，这种扩容综合征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意味着上合组织对此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华东师范大学范军教授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上合的发展在扩容后必然面临不少现实挑战，但这好比养育孩子，从孩子诞生起就源源不断出现新问题，但远离他（她）也就远离了幸福。

　　第四，上合组织在地区治理的具体议题上可能更具行动力。以阿富汗问题为例，一个深受战争、紧张、动荡困扰的阿富汗，一个饱受毒品之害的阿富汗绝不符合上合组织的利益。但不得不承认，上合组织在此问题上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哪怕自“上海五国”时期开始上合组织就逐渐将阿富汗问题列入政治议程，但显然合力不足，反倒是中国等国通过其他的双边、三边、四边及其他多边途径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印巴加入后，至少意味着上合在阿富汗问题上有所作为的能力和可能性将明显提高。如果各方能协商一致，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可操作性、潜力转化为现实的几率势必上升。在经济合作领域，在打击“三股势力”，在互联互通等方面也是如此。

7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普京在乌法会面

　　中俄合作进入新时代？

　　观察者网：这次在两份宣言中，有不少“狠话”。比如，在《上合组织乌法宣言》中，明确提出“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单方面无限制地加强反导系统将损害国际安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将经济制裁作为对国家的施压工具是不能接受的”。在《金砖国家乌法宣言》中，对“单边军事干预和经济制裁行为”的措辞是“谴责”。这些是否较多地照顾了俄罗斯的关切？

　　杨成：乌克兰危机迄今为止仍在持续发展且短期内难以解决，而美国及西方对俄罗斯以制裁为主要手段的螺旋式上升的施压构成了乌法“合金”峰会的宏大背景。俄罗斯的战略文化具有典型的“你硬它更硬，你强它更强”弹簧型特征，素来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逻辑，往往是“以斗争求合作”、“以斗争促和平”。上合组织峰会历来是俄罗斯向西方展示其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每当俄西方关系陷入紧张、对立甚至对抗之时这一现象尤为突出。2005年的阿斯塔纳峰会俄曾推动上合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发声，要求美制定撤兵阿富汗的时间表；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五日战争”，俄也试图让上合其他成员国支持它；去年的杜尚别峰会上，普京也就乌克兰问题发声讨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客场尚且如此，何况这一次回到了普京的主场！何况这是一次比胜利日红场大阅兵还要好得多的契机。某种意义上，金砖上合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所以，乌克兰危机后饱受西方谴责、制裁而空前孤立的俄罗斯需要借助两个“非西方”阵营的组合强硬地向西方再一次说“不”，放点儿狠话一点儿都不奇怪。

　　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狠话”不是第一次出自俄罗斯之口，甚至对上合、金砖而言都不是新话语。比如，拿反导问题来讲，借助上合组织峰会的平台讨论反导问题或者说表达对美国及北约在反导问题上的单边立场，本届乌法峰会绝非首次，去年的杜尚别峰会宣言中提到过，而更早前的阿斯塔纳峰会、北京峰会上，各国元首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特别指出，某一国家或少数国家集团单方面和不受限制地部署反导系统有可能破坏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在此意义上，乌法峰会只是再次表明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问题上保持了立场的延续性而已。反对单边制裁同样是上合和金砖国家的共同关切，以往的峰会中均就此作过明确表态。这恰恰说明，上合组织也好，金砖组织也罢，都是新型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不会受到某一成员国的操纵，而是始终摈弃基于冷战思维、盟友战略等传统的安全观，更强调成员国对国际稳定和发展的共同义务和共同责任，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基本特征的新安全观。因此，俄罗斯固然有主场优势可以获得更多的议程设定权，但在具体问题的具体表达上仍然是所有成员国协商一致的产物，也是一贯的既定立场。

　　当然，俄罗斯毕竟是曾经的超级大国，在外交方面善于纵横捭阖，很会发挥“主场优势”。拿合金双峰会的安排来说不可谓不是巧妙运作：上合覆盖了俄在欧亚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对通过构建“大欧亚”空间制衡“大西洋”背后的“大西方”具有重要意义，守是关键；而金砖则寄托了俄推动在全球层面上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加以修正的主要希望，攻是重点。俄不是势力均衡理念的发明者，却是实施它的高手高手高高手。

　　比如，此次俄事实上组织了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欧亚联盟的三方会议，营造一个“非西方”的外交合作网络，尤其是借助中印这两个庞大发展势头强劲的经济体，使自己的政治威望和国际影响力得以提升，缓解国内国际压力。这种组合拳操作已经是俄的外交传统了。6月刚刚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同样如此，在论坛主办方的多方谋划下，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商业论坛、二十国集团工商领导人峰会等以“去美国化”为主要特征的多边经济对话机制，以及集中反映了中俄关系在乌克兰危机后日益走近的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会议，作为论坛的有机组成部分相继举行。凡此种种，无不是为了增加俄罗斯外交的厚度，从而对冲西方压力。

　　观察者网：俄罗斯的对冲，以及欧亚联盟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会让西方担忧吗？

　　杨成：首先，尽管我们习惯于用西方这样的词并整体性描述俄西方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否存在一个同构的、牢不可破的西方其实并非不可讨论，因此泛泛谈西方如何如何可能会陷入一个简单化的陷阱，容易使我们用树木代替森林得出错误的认知。

　　其次，即便对西方存在共识性的界定，比如将美国和欧盟等同于西方，同样会出现的新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内部结构是多元多中心多层次的，官方、智库、媒体、独立学者等可能都有不同的见解，以哪种为准？即便是以官方立场为基础，同样也可以看到矛盾的立场。比如，美国对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显然是持负面的批评的态度，但并不妨碍它们在其他领域的一些合作。美国官方可能将欧亚联盟视为体现俄罗斯“帝国野心”的方案，但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美的立场又不是一成不变的。6月底，我应邀参加了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组织的中欧俄在“丝绸之路”上的合作和挑战的高层次圆桌讨论会。从会议主题就可以看出，至少德国对开展这样的合作是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展开。而与会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罗森布鲁姆在公开以及私下对话中表态也很积极。从西方媒体包括学术界的分析来看，对双峰会总体而言还是倾向于视为俄罗斯打破外交孤立的操作，同时高度担忧形成中的中俄“战略轴心”。

　　当然，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区分话语的表象和实际的政策及其效应。比如这次普京与习主席在乌法合金峰会期间在不同场合会见了11次之多。普京还明确表示，俄罗斯在经济和外交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只要和中国在一起，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些从表面看标志着中俄关系获得了极大地提高。但从实际发展，似乎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比如，上合扩员了，俄罗斯最大的关切获得了体现，但中国一直孜孜以求也符合上合其他成员国利益的上合开发银行问题并未得到批准，与更晚讨论却更早启动的金砖开发银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上合框架内的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讨论了N年，但依然还未生效。上合组织宣言终于就丝绸之路经济带表态支持，但具体表述上又限于主管部门相互磋商和信息交流的层面，虽有进步但远远比不上整个峰会的热度。所以，这可能也是西方对待中俄关系、上合等正反感情并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对中俄持续走近有所担忧，但另一方面也并没有紧张到夜不成寐的地步。毕竟，中俄有修正国际秩序之心，但二者的立场其实仍有差异，且现有的表现仍更多是破而非立，是对冲而非替代现有秩序。

　　乌法双峰会体现了俄罗斯的传统外交策略，也为大国合作带来契机

　　观察者网：欧亚联盟与“一带一路”的对接来之不易，俄方之前是有顾虑的，现在呢？

　　杨成：对接是大势所趋。乌克兰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更大的关键是传统意义上的“欧亚大陆的终结”或“欧亚大陆的消融”正在日益成为现实，后苏联空间的时代甚至已经过去了，跨欧亚一体化已经开始并且难以阻挡，从西欧经中央欧亚蔓延至东亚的泛欧亚时代正在来临。而且，中央欧亚地区其他国家日益积极的参与以及亚投行案例，展示出的中国式自我克制对俄有很大的触动。所以，习近平主席今年5月初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欧亚三国的访问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无疑是最大成果，可以称之为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在本地区多边合作领域继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又一重大突破。中国与中央欧亚地区核心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战略对接正在并必将造就一个全新的地区合作模式和权力配置格局。用俄罗斯新锐学者加布耶夫的话来说，两国在此问题上迈出的一大步意味着俄罗斯首次体会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及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不构成威胁。在笔者看来，这种实用主义立场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俄罗斯外交传统思维过于重视势力范围的一种纠偏，为跨欧亚的新大陆主义合作网络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将为中俄关系在这一宏大地区的利益协调、矛盾疏导、合作规范创造良好的开端。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俄关系近期的诸多突破，包括欧亚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共识的达成绝不意味着中俄两国在所有问题上完全一致，不分彼此。即便是对接，目前也只是在原则上认同对接的迫切性，具体如何实现仍在不断讨论之中，并未有明确的时间表。从两国官方讲，当然最好是在今年9月普京访华期间取得初步成果最好。但从我和俄罗斯官员及学者的交流看，至少到6月底7月初，俄方还没有具体的路线图。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沃斯克列先斯基在科尔伯基金会的圆桌会议期间也承认，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好在无论中方和俄方都表现出更加积极、开放、坦诚的态度。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我认为，战略共识已经达成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但剩下的合作细节需要推敲推敲再推敲，一定要建立在对在地知识的足够掌握上，而不能简单化地做顶层设计。

　　比如在远东开发问题上，俄罗斯对中国参与始终较为敏感，尤其是涉及到劳动移民问题。俄方的逻辑很容易理解：俄远东只有600万人口，面对着东北地区上亿人，因此始终担心放开中国劳务移民，将使人口比例发生变化，长远来看动摇边境稳定。今年6月以来俄罗斯媒体上又有一轮关于远东租地案的大讨论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我关注的俄罗斯学者的Facebook的发帖和评论看，这已经不光是媒体和普通民众的误解问题，很多学者也倾向于认为大规模租地给中方导致“殖民化”的结果，即便现阶段所谓的租地还只是一个意向而非正式合同。所以，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是一个复合形象，俄罗斯人对中国整体好感度在增加，对中俄关系看好，但在具体事例上如果做民调，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即使是俄罗斯学者，也有很多人在租地案上发表负面意见。

　　再举一例，俄罗斯多年来一直抱怨中俄的贸易结构需要优化。俄罗斯经济学所的副所长格琳金娜最近评论称，俄罗斯依赖中国的程度达到中国对俄罗斯依赖度的4.5倍，中国对俄出口的62%是机械设备、工业制成品等。但俄罗斯人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中国作为当今的“世界工厂”，大多数国家与中国都是类似的贸易结构；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为什么没人慨叹成为欧洲的“能源附庸”，而向中国出口这种担忧就被反复炒作。这不是一种双重标准吗？

　　当然，好在这些问题并未成为俄罗斯官方的对华政策，而且即便是中俄之间存在的某些问题，也是在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发展中产生的，也必然可以通过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获得解决。比如10年前、5年前，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俄罗斯会同意推动欧亚联盟与“一带一路”的对接。更大的关键是，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开始生成并不断加强，可以说，即便没有乌克兰危机，也将有其他机遇推动中俄关系的发展，让俄罗斯更为现实地考虑中俄合作。

　　因此，对待中俄合作，中国要有战略定力。俄罗斯一下子心态调整不过来，暂时不能合作的方面，我们就先放下来，等一等，不着急。形势比人强，最终大势将决定俄罗斯会更密切地与中国合作。因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重心在从西向东转移，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从美国主导的阵营向中国转移。俄罗斯近几年向亚太倾斜，说明普京也看到了这点，他在不同场合都曾表示类似的意思，要借中国“风”吹动俄国“帆”。可以说，国际和地区权力转移的大势决定中俄合作范围只会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规模越来越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我们要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一点，把基础夯得更牢一点，把机制做得更完备一点，通过共同利益实施合作项目，不断巩固信任，形成合作性的文化，最终一定会推动中俄关系朝着更健康、更扎实、更稳健的方向持续发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