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权力大涨 料掀“腥风血雨”

   　干得不好，还想尸位素餐，赖着不走？不用等令人闻风丧胆甚至是宁肯跳楼也不愿见到的纪委来查你，以后那个摘掉你乌纱的可能正是为你戴上那顶乌纱的“组织部”。七一前夕的那次政治局高层会议一个月后，7月底中办正式下达《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这意味着自邓小平时代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后，中共将再度废除用人“能上不能下”积弊。该文件指向明确，重在“能下”，也就是说未来掌握人事大权的权力中枢中组部将不仅“派发糖果”，而且弥补中纪委之“鞭长莫及”，同样扮演“摘帽子”“开杀戒”的狠角色。而由此，中组部权力将势必再度膨胀，手握数量庞大的党员干部“生死符”。

　　办公楼外没有任何标志，从此拨出的电话从不显示号码（只有一串零），其人员露面从来一副不苟言笑甚至一声不吭的隐身人形象，即使内部人员彼此之间也无从了解对方每天的去向和任务……正是这个从中央、省、市、县一直延伸到乡镇，有大约10万人维持运转的神秘系统掌管着全国超过400万个基层党组织，负责8,000多万名党员的管理和教育。

　　中央某部缺了一位副部长，中组部就要搜集相关的人事材料，进行考察。然后，形成详细的报告，提出建议，供中央参考。“在这方面，组织部只有建议权。”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曾称。然而，即便仅仅是“建议权”也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仕途生命。中组部自其成立之时起便不断采用谈话考察等形式去网络人才，务求人尽其用，有时候一个正部级的提拔要约谈上百人。中共元老陈云曾在延安时提出，中组部的性质和任务与中央社会部不同，社会部是专门找坏人的，组织部是专门找好人的。毛泽东亦告诫，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正是中组部地位如此崇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彭真、胡耀邦等均曾担任这一要职。

　　不过，实际上中组部的职权在历史上亦有起伏。1952年，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从最初级到最高级的干部，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机关来管理。这个制度，我们称之为干部职务名单制。”3年后中共公布第一份名单《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当时地厅级以上所有干部全部交由中组部直接负责管理，此即为所谓“中管干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力推用人改革，胡耀邦当时主持组织部平反冤假错案。而1984年中组部收拢管理范围，甩掉地厅级、司局级干部后减负数千人，但之后意识到地方提拔干部失控，中组部又一度收拢权力，直到今天“中管干部”的管辖范围才固定下来。

　　高层授权 中组部接力发威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这份新近公布、据称曾在高层酝酿许久的《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明确中组部之“新使命”。2013年6月即位不久的习近平便召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而彼时正值新一届人事班底的剧烈波动期后。

　　在这份文件中，中组部不再是传统的“戴帽子的”，而且有权对铨叙不合格的官员做出职务调整建议，并会同上一级党委决定人事安排。今年5月份到龄卸任的辽宁省委书记王珉曾被曝在卸任前“人浮于事，自暴自弃”，对辽宁近年GDP增长放缓无动于衷，令中南海震怒。“两会”结束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赴辽宁面谕，但终究不便以此撤其职务，唯有待其到站下车浪费不少时机。而根据这份文件，王珉故事恐难以翻版。因为“单位工作或者分管工作处于落后状态”“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为官不为、庸懒散拖”等10项大罪在列，中组部已然手握尚方宝剑掌控陟罚臧否，对类似情形便宜从事，不必局限于“任期未结束”。而“严刑峻法”之下，想必诸如王珉之类者恐怕很难混沌度日，中组部少不了又要发起原比中纪委反腐波及更广的官场整肃，未知几家欢喜几家愁。

　　实际上，从中组部与中纪委的“配合”看，政治风气从来并非仅仅是杀几个贪官“祭旗”便可一劳永逸。当今不管中纪委风卷残云式的反腐是否难以为继、收敛沉寂，违法违纪甚至最近热炒的“政治规矩”固然可成为一名官员下台的“罪名”，然而中纪委并非万能，此外总有其鞭长莫及的地方，正是中组部选贤与能全面考察，弥补中纪委死角的用武之地。事实上，在1999年6月，组织部曾透过禁止省领导在其原省籍工作，以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2005至2006的反腐败运动中亦有领导角色，可视为中组部有效整肃官场的经典案例。

　　当然，中组部之目的显然不在于“赶尽杀绝”，而在于整顿吏治、激活官场，这乃是又一层次的反腐了。未知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是否已胸有成竹，不过至少目前尚无声音传出。　　(穆尧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