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媒造势酝酿大动作 老人干政将终结

　　有分析认为，徐才厚、郭伯雄两军头的落马和北戴河无会两大信息显示，存在数十年的中共“老人干政”现象或已终结。但中共党媒《人民日报》8月10日第七版刊登《辩证看待“人走茶凉”》一文直批“老人干政”，引发舆论热议。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公众微信号“侠客岛”刊文披露邓小平、陈云等人力促党内建立正常的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内情。

　　文章称，1979年，中共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平均10人以上，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成员平均17人（现在一般13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11人以上，有的省正副省长最多达到20多人。与此同时，大量老同志回到工作岗位，除了“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之外，“老龄化”也异常严重。在中管干部中，60岁以上的占50.55%，其中65岁以上的占26.7%，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

　　不过，文章同时指出，这种党内领导干部老龄化的趋势在5年后得到遏制。1982年2月，中共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正式标志着废除实际存在着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而在此之前，邓小平与陈云为此整整擘画了5年。邓小平把这个问题喻为“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文章引述1979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解放军海军委员会常务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的原话称：“庙只有那么多，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事实上，早在1978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已提议成立中央书记处，以使比较年轻的干部走上中央工作的第一线，胡耀邦因此进入书记处工作。1979年3月，陈云又提出找四五十岁的干部到他负责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当“后排议员”，可以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文革”内乱刚刚结束不久，很多人认为退休、让位是剥夺参加革命工作的权利；也有人刚刚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心气正高；当然也有工作交给“小毛头”不放心以及对身居高位的留恋。当时负责中央一线干部的胡耀邦坦陈：“近几年提了一些年轻人，阻力很大。”

　　“侠客岛”称，为了解决这种复杂的情况，中共在决定全面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设置顾问和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让“老领导有地方发挥余热，让新同志有工作可干”。不过，随着2015年7月31日，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劲夫的去世，这一代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已寥寥无几。

　　而今夏“北戴河无会”亦是“老人干政”江河日下的缩影。每年夏季中共领导人都要集中在北戴河，这一直被外界视为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之一。但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北戴河的政治色谱在悄然褪去。媒体报道，今年的北戴河休假期间不会出台任何政治或人事决定，更不会组织专门会议讨论外界所传的种种议题。有权威人士指出，除正常的政务工作外，国家的领导人也需要休息调整。在习近平的主导下，北戴河已经在改变所谓的“会议”模式，向度假、休闲彻底转变，最多是领导层之间的务虚沟通。

　　一直以来，干政的老人也被认为拖累现任高层开展反腐败行动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重大阻力之一。如对于军头郭伯雄的查处，之前有媒体曾爆出，在郭案愈见明朗之时，是否公布在高层受到相当大的阻力，故一直拖延至今。而在习近平王岐山拿下周永康等高官之时，也一直有打虎遭遇巨大阻力、难以为继等反腐“放缓论”“停滞论”抛出。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在内，由于一些政治老人的亲信亲属在中国诸多发展项目和领域把持关键岗位，使得全面改革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步履维艰而难以深入。因此，破除老人干政这一政治陋习就显得无比迫切而重要。

　　时至今日，暂不论“老人政治”的现象是否走到了尽头，抑或中共的“政治规矩”是否包含了对“老人干政”的约束效用，以史为鉴，“老人干政”一度被认为中国发展的“绊脚石”，更是与中共所推行的“第五个现代化”政策相背离，理应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在近代的中国政坛，“老人干政”常常成为外界舆论的焦点，每每提及此事，“恋栈”名声传遍海内外的江泽民总是难逃话题中心。其退休后仍频繁出席社会活动，尤其在胡锦涛时期，每逢中国政治遭遇风吹草动，总能在媒体平台看到江泽民身影。虽不知这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但媒体的长期报道和江泽民个人的政治作风也坐实其恋栈的名声。

　　中国的政治基因决定了“老人政治”的存在，古有皇家的“垂帘听政”，近代毛泽东的逝世虽然解决了权力终身制但没有解决“老人政治”，20世纪80年代后到90年代中期间，八名正国级的中共元老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掌握中国的实际决策力，甚至接连罢免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由他们所组成的“中顾委”甚至一度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这种情况被认为使中国在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方面发育迟缓，也是很多问题的肇因。责任虚位是权力的大忌，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根源，乃至舆论界一度断言称，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迟早会出现大问题。

　　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已经进入更趋多元包容的现代政治模式，中国也正致力于构建现代治理体系，这一时间节点成为了习近平着手整饬“老人干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契机。与80年代邓小平时期还要提出“打左灯向右转”式的小心翼翼的改革开放相比，今天的中国领导层在施政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无疑将会有更少的顾虑而可展示出更大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