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火了，他在回答记者关于救援总指挥是谁，以及如何组织救援时说：“这个问题下来后我会尽快详细了解。”这被舆论解读为好几天了，居然还不知道总指挥是谁。每个感觉匪夷所思而又愤怒之极的人都开始把怒火向天津市政府倾泻，觉得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不可原谅。但是，如果对官场运作逻辑有深入了解，就会知道这一幕实在是“老常态”，没有任何新鲜之处。
归根到底，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指挥部是如何成立，以及如何运转的。而这些指挥部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提供了观察政治运作深层奥秘的机会。
几年前，在写作《泣川地震168小时》一书时，我曾对地震救援中的各种指挥部做了深入了解。从最高等级的国务院总指挥部，到下面大大小小的部门指挥部，我都充满好奇。我非常想知道这些特殊机构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整个运作逻辑是汁么，对每一次的救援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书中，我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描述地震救援的指挥调度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领域，在删掉了很多内容之后。总算还能呈现基本原貌。有了这个经历，我能充分理解天津市政府的种种表现。所以，我来试看解读一下那些反常行为背后的官场逻辑。
我相信，夭津的官员们目前内心也是一肚子火。没有一个市级官员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背后，是急欲切割而又不能公开撕裂的窘态。天津想和谁撕?首先当然是交通部，这里又涉及到夭津港集团这个交通部系统的超级国企。它在夭津的地盘上，但又自成一体。就像北京市内众多的巨型大院，北京市政府的管辖权只能在缝隙中延伸进去一样，天津市并不能对这个特殊的港区实施完全的行政管理。
比如，瑞海的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的审批发放，以及日常安全检查都是天津港集团下的公安消防等部门来执行，你没看错，这些“政府机构”由集团发放工资，虽然也接受天津市内相应行政机构的双重领导，但显然谁发钱谁就有更大话语权。
那么，在每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有看到天津港或者交通部的代表出席吗?天津市可以直接安排他们到场吗?这取决于双方微妙的权力博弈。当天津市环保局长在发布会上直接离席、天津安监局副局长说安评报告要看情况来公布，以及谈到失联的编制外的港区消防队，公安部消防局的领导也在小心翼翼地切割时，他们不是弱智，而是在按照看不见的官场逻辑在行事。
在诸公内心，也许有另一个声音：这是谁搞出来的事，谁就应该来擦屁股。让我们顶雷上算什么?!当现场被军方防化团和公安部消防局工作组接管，地方消防也只是打打下手时，发布会上的那些天津倒霉蛋面对与现场有关的各种数字的追问时，也只好无言以对。最新的发布会上北京军区参谋长开始现身，这显然有更高一级权力的推动。
记者们在发布会上急切地想知道一切，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面对的指挥部是一个先天的跋脚鸭一一不动时看起来气宇轩昂，一动就踉踉跄跄。天津爆炸至今很可能就没有正式的总指挥部，因为多家平行机构之上，还缺乏一个更大的权力机构来统筹。在眼光向上的官场文化下，没有直接上级的指令，就意昧看一切做法只能以最保守的方式进行。而即使成立所谓的息指挥部，看似建立了跨部门联席机制，实际运转也可能漏洞百出。
汶川地震救援时国务院总指挥部显然是最高等级，它是在总理和半个国务院飞往四川的专机上成立的。各政府部门加入，按照行政职能备自分工管理一块，看似周密稳要，但传统的条块分割的管理弊端也自然向指挥部延伸。比如，总指挥部的交通组由交通部负责，看似一切交通问题都由它解决，但是，所有最关键的交通资源其实都和它没有关系。最得力的交通工具直升机和冲锋舟都不在它手中，而是分属军方和水利、武装部等部门。最强有力的公路抢通力量也不是交通部门的抢通大队，而是武警的交通部队一一在通向震中映秀的道路抢通中，武警交通部队眼睁睁在边上看了两天多插不上手，直到交通部门束手无策跑来求援时才得以出动。
同样，总指挥部的医疗组能调动的医疗力量也十分有限。在通向映秀的最快入口紫平铺水库码头上，没有谁理会医疗组长、四川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正荣的调度和劝说，谷路队伍都在争抢冲锋舟，希望获取率先进入震中的荣誉。而即使是军方之间，第三军医大学校长王登高大校也不得不凭借军衔才勉强从其他大校手中争得几艘船。至于不同体系之间的信息流通，那更是只能靠运气和外部强力。其他等级的指挥部也大致如此。这也许不是众人想象的指挥部运作方式，但过去的想象，本来就过于美好了。不仅仅是灾害救援，在所有权力的行使上，我们怎样想象，就会催生怎样的行为模式。你相信天下无贼，那就像傻根那样松开口袋，你相信恶狗遍地，就会扎紧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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