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的中共 中南海旧瓶装新酒

　　什么是“法”？通常意义中，法是国家的产物，代表着公平，是一切用强制手段来确保的规范的总称，“无法不成章”，法是一个社会人在国家中享有自由的基础。但在政治领域中，尤其是在理念的讨论里，“法”失去了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那么王岐山首次畅谈中共“合法性”就显得兴味十足了，中南海究竟在法这个“旧瓶”里装了什么“新酒”？

　　北京时间9月9日，王岐山在“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执政60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有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官员论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不独是话语体系，这样的论述来自于中共集体的自我建设中，当是“三个自信”日益彰显的一个侧面。

　　论及此，有必要说明白何为执政党的“合法性”，讨论这个问题需要罗列枯燥的政治哲学概念，不多赘述。简单而言，则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为什么”，二是“情理道义”。对于执政党而言，说服民众为什么是“我”而非“他”，决定了该党“合法性”的前提；而对于民众来说，关于国家机器的解读通常离不开感性的左右，所谓的“合法性”即可概括为“合情合理合乎道义”。

　　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哲学是一门“西方式”的哲学，其演化过程和理论逻辑是以西方的历史脉络为根据的。而中国在此类哲学领域是贫乏的，一来是因为封建社会长期的“贤人政治”，其合法性来源于血缘和道统；二来是在人治的氛围下，道德通常领先于法度，这时候的合法性则是不言自明的，只可意会。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由一个常委级别的高官来论述这样一个西方的哲学概念，所为何来？其原因恐怕不外乎两点，首先是执政合法性遭到了某种质疑和冲击，其次便是有了自信来讨论“合法性”。

　　9月11日，就在王岐山关于中共合法性的论述在舆论场持续发酵之际，《环球时报》刊发了这样一篇社评，《败亡于解放军是张灵甫一生突出句号》。对于现在的舆论环境，张灵甫是个旧闻了，其功过成败，虽已有客观定论，但网络上每每言及张灵甫，总会有激烈的观点交锋，过滤掉争吵当中的无知盲从和煽风点火者，这一争吵的本质便显露出来。《环球时报》不失其时，文中一语点题，“张是抗日期间的普通军官，还有杀妻大罪在身，那些人硬要把他塑造成”抗日名将“，是想强调共产党军队击毙的是抗战功臣……这是要从侧面否定解放军战胜国民党军队的正义性。”明人自明，之所以要否定正义性，乃是为了以此为据质疑中共的正当性。

　　无独有偶，前几天军报刊登一篇文章，重提毕福剑旧事，指出某些人质疑、诋毁毛泽东实乃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通过拿共产党的功勋人物说事来暗喻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政权的不正当性。有心人可以发现，此类质疑言论几乎每个中共元老都有不少，抛开当中的客观讨论，某些人的用意自然水落石出。

　　于是，王岐山的论述作用之一便是正面迎击了近些年来质疑中共的思想潮流。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质疑”并不是正当理性的讨论，而是一种明话暗说、借题发挥，甚至呈现越来越流行的趋势，“逢共必反”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们的盲目既是因为中共宣传建设的缺位，也是某些思潮刻意引导的结果。对此，中共应该正视，也需反思。

　　另一方面，随着持续深挖的各项治政课题，中共的人望得到了提高，习近平集约领导权，重回绝对核心，提拉了中共在民众中的地位和形象。谈到此处，不得不再言及反腐，这是中共一次痛定思痛的系统整顿，伴随而来的收益，不仅仅是日趋健康的政党肌体，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情理和道义”重新回到了中共的手中，有了民心，也便有了底气，有了讨论合法性的自信。这一届政府格外重视自身的理念建设，不管是“四个全面”，还是“三个自信”，乃至于多次介入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其核心都是在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习近平即将启程访美，这必然是一次符号意义远大于实际成效的访问，在访问之前双方的诸多动作，都是一种外交手段的约定俗成。在以往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批评中，有很多制度向的、人权向的、法理向的话语，将之抽象概括起来，事实上都是关于执政合法性的质疑。这次访问适逢即将换届的美国，一边是急于留下政治遗产的奥巴马，另一边是总统大选前习惯性批中的话语潮流，双方几乎没有可以顺利对话的前提。

　　但中共不待美国发难，先把西方最可置喙的执政“合法性”拿出来谈，而且是大张旗鼓得谈，表示中国已经不再避讳回答和探讨此类问题。所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第一步恐怕就是要建立等同的心理地位，建设敢于在敏感议题上针锋相对的自信。从近日在台湾海峡举行演习，到王岐山大谈合法性，再到官媒、军媒敲边鼓，中国已经开始“理直气壮”起来。

　　用政治意义来解读，中共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在中国逐步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共必然要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检视，于此时讨论自身执政的逻辑基础，或也正是中共不断成长的自信和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