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四个月前的「二山会」（王岐山与福山等人会谈）后，王岐山再发惊人之语。9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面对80多位境外前政要和知名学者，王岐山破例大谈中共执政合法性这一敏感话题，再度跳脱中共高层领导人话语的窠臼，引起外界愕然。
在早前与福山等人的对谈中，王岐山不仅大胆谈到一党执政下「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也谈及国家、法治和问责等话题，尽管他断然拒绝福山有关司法独立的建议。现在，王岐山又谈及中共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等问题，公然使用中共官方忌讳的西方政治术语。王岐山「放言无忌」为哪桩？他的大胆言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王岐山与习近平唱的是否是同一台戏？
王岐山在谈中共执政合法性时，有意无意地规避对中共政权性质的判定。其不清晰之处在于，他用对民主国家政府合法性的界定标准，来解释极权制度下中共政权正当性来源。在当代民主国家，合法性来自选民对执政党政纲和治理能力等的认可度。而在专制与极权国家，「合法性」则是由长期执政的政党自我肯定或标榜而来，与人民的认可无多大关系。
中共历来在其政权正当性上自诩其「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自我界定其执政的神圣性与必要性，并让人民接受这一命题。在中共眼里，其政权初期「合法性」的来源有：对外的民族主义（驱除外国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对内的反积弱与腐败政府（如国民党治理的失效与腐败），和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平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
王岐山抱怨的就是这些历史来源的几近消损，即中共在重蹈当年国民党腐败、执政绩效下降与社会不公的覆辙，大有面临被「二次选择」的危险。所以，如果用西方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一词，来表述目前中共执政，就等于是在否定自己的正当性。王岐山说，中共的合法性「就要看人民高不高兴、满不满意、答不答应」。
王岐山「放言无忌」，大胆谈论中共痼疾，被外界普遍看作释放如下信息：一、他与习近平关系紧密，个性鲜明，无所顾忌。二、反腐遇阻，高层权争胶着，官员不作为等，使其不得不说。三、个人学识与知识构成使然；王是中共领导人中少数熟悉西方政治、文明和历史的人，既研究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也读过《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四、对中共制度自信的动摇，开始对「还就不信这个邪」（即自信一党执政下能解决腐败问题）产生了怀疑。五、向外界交心，传递积极的信息，以求得国际社会的理解。
当王岐山主动放弃中共话语权，用西方术语议论北京政权合法性时，习近平却高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重申「革命理想高于天」等信念。
表面上看，习王是各唱各的调，用的也是截然不同的话语。但实际上，他俩都在为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有效性感到担忧。官员理想缺失，物慾膨胀，缺乏管束，积恶成疾，让习王「完全理解邓小平说的：中国需要几代，几十代才能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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