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李政道分道揚鑣真實原因

　　1957年，楊振寧與李政道因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理論”，而諾貝爾物理學家，這是華人第一次榮獲這一獎項。然而，原本親密的合作者，在1962年突然分道揚鑣，談及分手，楊振寧說：“這是我生命中最令我感到遺憾的事情。我要說，這是一個悲劇。”他們兩人已經有幾十年沒有講話了。本文選自《同舟共進》2011年第2期，作者張揚。

　　李政道和楊振寧因推翻“宇稱守衡定律”而雙雙榮膺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宇稱不守衡的發現，被譽為“20世紀物理學中的革命”。當時我才十來歲，這事曾使我無比激動，從此對科學家充滿愛戴、敬仰和崇拜，成為我從十八九歲時就開始寫作《第二次握手》的動因之一。1957年的報道高潮中，還時時提到中國留美女物理學家吳健雄，是她以精美絕倫的實驗設計和連續幾個月的辛勤工作證明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稱的不守衡”，從而把李、楊推上了諾貝爾獎得主寶座，吳健雄本人也成為《第二次握手》女主人公“丁潔瓊”的主要原型之一。

　　但我後來在搜集李、楊資料的過程中卻發現，兩位似乎在獲獎後什麼時候起，因某種緣故斷交了。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2或3人共同獲獎的情況是常見的，他們往往還不同一國籍，卻可成為終身好友。那麼，李、楊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我見過老年吳健雄的一張壽辰照片，當時獲得過諾貝爾科學獎的5位華裔科學家都來祝壽了，可我注意到，李、楊彼此隔得很遠，像是互不相識。

　　如此兩個人物，因什麼鬧僵的呢？我想不大可能為了錢，也不大可能是為官職——在美國的教育體制下，當名教授比當官強得多。看來只能是為了“名”，這並非指一般意義上的“名聲”、“名氣”，而是“排名先後”的“名”。楊比李大幾歲，但瑞典科學院的頒獎名單是“李、楊”，全世界媒體也都如此稱呼——是不是因為這個呢？諾貝爾獎的歷史上常有年長者排名在年輕者後面，但從沒聽說過有誰為此鬧翻。那是一個漫長的閉塞年代，很多事實不准披露，很多真相不為人知，李、楊之間發生過什麼事被諱莫如深，我和很多人一樣，始終是“一頭霧水”。

　　上世紀80、90年代，政治氣氛趨於寬鬆，李、楊兩位似乎也因年事漸高而覺得“現在可以說了”（美國格羅夫斯將軍後來一本回憶第一顆原子彈研製過程的書便取名《現在可以說了》），甚至是“如鯁在喉，非說不可”。我曾看到過一篇文章談及楊年齡比李大，對推翻“宇稱守衡定律”功勞也更大，在獲獎名次上本應楊在前，事實上卻相反。楊坦承為此與李鬧過彆扭，很痛苦，曾為此哭過云云。

　　我不知道同獲諾獎時排名的規定怎樣，想來無非一是依姓名的英文字母順序，二是按貢獻大小。諾貝爾科學獎也有過不公正，但大體上是公正的。譬如公認吳健雄應該是1957年物理學獎得主之一，但偏偏沒有她，這就是一種不公正，吳本人卻能淡然處之。而且她得到了另一種公正——被譽為“20世紀的第二位居里夫人”，長期擔任美國物理學會會長。

　　回到正題上來，對李、楊分道揚鑣的原因，楊振寧已經說過了，卻一直沒聽到過李政道的說法。我憶起“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俗話，心想楊說過了，現在且聽李怎麼說吧。《始末》中寫道，“即將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諾貝爾獎中華風雲——李政道傳》首次詳細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書的作者是季羨林之子季承。季承長期從事科研管理工作，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顧問，二人有長達30年的緊密合作”，意即《李政道傳》會是李政道本人意思的真實表達。

　　據文章介紹，李、楊早年是西南聯大校友，後來又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校友，關係一直很好，且“兩家比鄰而居，兩家人來往密切”。從1951年起，他們的合作“真正開始”，並得到奧本海默的欣賞和愛因斯坦的重視——即此一點便可看出，李、楊是多麼的幸運！但他們無視這種幸運，文章接着談及：“此時糾紛卻發生了，由頭是他們合寫的兩篇論文署名次序問題。第一篇署名是楊振寧和李政道，第二篇署名李政道和楊振寧。”——就這樣輪流坐莊也很好，但不行，“在第一篇論文寫成後，按慣例合作者的署名應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順序排列，應該是‘李政道和楊振寧’。但楊振寧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話，他希望排在前面，因為他比李政道大四歲”。可惜李政道很“介意”，他“對這一要求很吃驚，勉強同意。在第二篇論文署名時，李政道說服楊振寧，按國際慣例改了過來。”我的“小人之心”並沒有度錯“君子之腹”，果然，李、楊確是因“排名先後”鬧僵的。

　　署名順序可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順序，也可按合作者實際貢獻的大小——這在國際學術界也是通例。但“實際貢獻大小”一般來說只有合作者自己才明白，這種情況下，只要他們都有基本的實事求是精神，“署名順序”應該不成問題。但事實恰好相反，這成了李、楊之間的大問題。對此的合理解釋是，李、楊沒有“基本的實事求是精神”，至少是其中一位缺乏這種精神。

　　“署名問題給二人帶來裂隙……他們沒有再合著論文。論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於心。”——事情使李政道耿耿於心，看來更使楊振寧耿耿於心，但兩人仍相互需要。於是，此後兩人仍有合作，有些學術觀點經激烈辯論後能取得一致，有的重要論文“還共同署名”。對此，李政道在《破缺的宇宙》一文中寫道：“從1956年到1962年，楊和我共同寫了32篇論文……合作緊密而富有成果，有競爭也有協調。合作的成果大大多於每個人單獨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後面的兩句話是實事求是的說法，更是令人鼓舞的說法。它曾被李、楊共獲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事實所證明，使人想起中國人常說的“團結就是力量”。人們知道，劍橋大學的教授們有“喝下午茶”的習慣。喝茶吃點心並非目的所在，他們真正的興趣是聊天、討論和爭執，是學術觀點的碰撞以及由此迸濺出來的天才火花。科學史上多個重大的發明和發現，多項諾貝爾科學獎，就是這種“天才火花”的產物。但“天才火花”的產生有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和諧坦誠、優雅大度和“費厄潑賴”，而不是小肚雞腸、胸襟狹窄和錙銖必較。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即這種在討論和碰撞中產生並被“天才火花”所照亮的東西，要分出“誰先誰後”、“孰輕孰重”往往很難，且既無必要又無操作性。如果堅持要分出，唯一的後果只能是“裂隙”，是“冷眼相向”，是鬧翻、鬧僵……鬧出一段什麼呢？說文雅點叫“公案”，說直白些是“醜聞”。當然，使點手段也許可以分出“誰先誰後”、“孰輕孰重”，譬如每次對話都帶上竊聽器和針孔攝像機等“特工”設備，以便日後“對簿公堂”拿得出“第一手證據”——問題是居心如此的人，能在科學討論中表現出任何真知灼見，能登上任何科學領獎台嗎？這樣一來，也就無所謂“排名先後”了。

　　楊振寧說，他在發現“宇稱不守衡”中的功勞比李政道大。1982年，他在《獲諾貝爾獎的論文產生經過》一文後記中說：“李政道先是反對這種（有關宇稱不守衡的）觀點。我力圖說服他……後來他同意了我的意見。”《李政道傳》則說：“這一發現是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因此“論文由李政道執筆，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個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後”。然而，據《李政道傳》說，“到斯德哥爾摩領獎時，楊振寧突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也就是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面，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大為驚訝，不同意這麼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君。秦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同意”。再往後，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紐約客》雜誌刊登伯恩斯坦寫的《宇稱問題側記》。楊振寧看到校樣後說“文章里‘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討論”——又是“排名先後”問題，“楊振寧提出，文章中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寫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禮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君之前。因為杜致禮年長一歲。第二天，楊振寧到李政道家裡提出，凡是文章提到‘李和楊寫了……’的地方都要加一個注，說明是出於字母排序的習慣”。“對楊振寧的這些要求，李政道覺得太無聊。當天晚上，楊又打來電話，說那些注或許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寫成‘楊和李’。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議他們今後不再合作。楊振寧隨即變得十分激動，開始哭起來……”

　　就是說，我十幾年前聽說楊振寧為此事曾哭過，確有其事。不管怎樣，“最後他們都同意暫停合作”——而人們都知道，這個“暫停”就是永久停止。奧本海默曾說“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風景線”。但現在，奧本海默說“李政道應該不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精神醫生”！在物理學上兩人極具天賦，堪稱頂尖級人才，奧本海默曾對他倆傾注了很大的感情和心血，現在卻毫不掩飾對他們的批評乃至否定。“李政道應該不再做高能物理”，是預言李今後在高能物理領域不大可能再有大的成就。這話說對了，1957年後的半個多世紀中，李政道確實沒有特別突出的科學貢獻。“楊振寧應該去看精神醫生”，則簡直是毫不留情面的直斥。

　　《始末》寫道：“李楊之間的恩怨，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個人範疇，延伸到了日後中國基礎學科的發展。”國內高能物理學界本來就存在分歧，1972年後楊振寧和李政道陸續回國訪問並介入其間，“使這一分歧就帶有了濃厚的個人意氣的色彩”。“李政道主張建高能加速器，楊振寧反對；李政道主張重視基礎科學，楊振寧力主搞應用科學；李政道創立特殊的考試辦法幫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楊振寧就說是‘喪權辱國’，等等”。《李政道傳》寫道：楊振寧“對中國高能物理發展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甚至主張凍結基礎研究的經費，說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張科學院要以發展性研究為主，從而‘生產第一’，‘生產第一’，‘生產第一’……推而廣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贊成的，楊振寧就反對。”——這種並非發生在一般老百姓身上的“精神病”足以“誤國”了！

　　《始末》還說：“楊振寧的個人意氣遠超出了高能物理領域。意氣的來源完全在楊振寧。相反，李政道卻沒有表示出對楊振寧回國後所作所為的個人意氣。人們看不到‘只要楊振寧主張，李政道就反對’這種現象。”不過，只要李政道不能證明他對推翻“宇稱守衡定律”的貢獻確實比楊振寧大，他就無法得到徹底的澄清和解脫。按照中國人的積習，李政道的少說話或不說話可以被理解為“城府很深”和“口不臧否人物”。何況他後來還是通過季承和《李政道傳》說話了，其中，關於他對推翻“宇稱守衡定律”比楊振寧貢獻更大的說法仍然無可查考。一些本來堪稱傑出的中國人（包括“華人”）熱衷於“鬧不團結”，把寶貴的時間精力大量消耗在這類毫無意義、無聊透頂的事情上——這大概是至今沒有一個中國科學家榮膺諾貝爾獎、海外華裔科學家榮膺諾獎者也甚少的原因之一。

　　這使我想起魯迅對“國民性”的論述：“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兩地書》）從魯迅的話和李、楊兩人纏夾了幾十年的“恩怨”，人們也許可以領悟到一些什麼。從晚清至民國，中國人被形容成“一盤散沙”；1949年後一個常見的現象叫“鬧不團結”；改革開放初又出現“一個日本人是條蟲，三個日本人是條龍；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是條蟲”的說法——何況李、楊還都是特別優秀的中國人。

　　說到日本人，索性多談一點吧。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21世紀的前50年裡培養30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即平均每年0.6人。2010年10月，年度諾貝爾獎揭曉，3位化學獎獲得者中有兩個日本人，這就使日本在21世紀前9年裡培養的諾獎得主達到10人！而自1901年開始頒發諾獎以來的110年，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1年，“外籍華裔”科學家先後共有8人獲獎，其中出自1949年前的中國者2人，出自台灣者2人，出自香港者2人，生在美國者2人，全部是在美國榮膺諾獎的。中國本土尚無一人。捎帶說說，日本人口只及中國的1/10，而海外華人只及中國本土人口的1/70——應該說，這已經成了個問題。甚至連中國自己設立的、兩年一度的“國家自然科學獎”和“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也多次空缺，原因是沒有評得上的成果——而這類中國自己設立的“大獎”本來就缺乏分量。不錯，中國已經很有錢了，“大獎”的獎金額也很高，可惜很多東西的“分量”不是可以用錢堆積起來的。

　　李楊的“恩怨”也好，“一盤散沙”也好，很多中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鬧不團結”也好，說到底還是一種“國民性”，一種“壞根性”，對它的“療救”是很麻煩和很需要時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