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书记处近日发表文章，声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共青团如果不积极应对、不改革创新，就不仅是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而且可能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故必须切实增强自我革新的勇气。但如何「自我革新」，通读全文，让人如坠五里云雾。这表明，在中国转型时期，共青团本身正处于焦虑和迷茫中，迄今不知所措。
这篇文章有个副标题，叫「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今年7月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高规格的「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他要求工会、共青团、妇联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所开展的各种活动，多做组织群衆、宣传群衆、教育群衆、引导群衆的工作，多做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增进感情、激发动力的工作。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发表文章，就是对党的总书记的一个工作思路上的答覆。
一个更大的背景是，社会上盛传习近平对出身团干的党高官之不满与不喜。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掀起反腐风暴，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对「团派」的一次清洗。清洗之说可能言过其词，但习近平大概是有感于党内团派领导人的表现，觉得他们缺乏干实事的真本领、工作表现平平，据说颇有意冻结团干接班的老规矩。此种政治动向有迹可循，这就事关很多团干部的「前途和命运」，引发他们的焦虑是必然的。
明知习近平对共青团工作和团派干部不满，团组织却欲「自我革新」而不得其门而入。习近平公开讲，共青团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脱离群衆，要求他们深入群衆、团结群衆、发动群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表态说，将来要凝聚青年、服务青年、服务大局。但现在党本身就是脱离群衆的，它除了行使权力之外，并不与群衆发生统治权力之外的其他联繫。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共青团去联繫群衆，完全没有可操作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共青团就逐渐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成为一具政治殭尸。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要发动群衆参与政治和军事斗争，共青团可以当它的助手。中共建政后，国家推行公有制，需要激发年轻人的劳动积极性，这种动员青年生产的需求确立了共青团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忌讳社会的政治动员，而生产动员则由现代企业制度的生产、报酬管理与激励机制所取代。共青团成了中国社会一个「多馀的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共青团也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做，以避免自己完全多馀。当年成立了中国青少年教育发展基金会，募捐建设「希望小学」，再就是组织中国青年志愿者活动，并在企事业单位开展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但前二者是越教育、公益之「俎」代教育部门、社会公益组织之「庖」，后者则是试图帮企事业单位管理之「閒」，这种重新定位顺理成章地失败了。
但共青团发挥了一项重要政治功能，就是爲各级党政储备接班人。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党政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此后中国大量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身共青团，其中包括胡耀邦、胡锦涛两任总书记，再加一任总理李克强，目前还有若干高官准备接中央领导核心的班。造成这种政治现实的原因，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繁複，一般人要按制度在60岁退休之前从基层干到省部级、国家级几乎没有可能。唯一可行的捷径，是担任各级共青团的领导，这些岗位无所事事而位高，经常没有竞争就直接进入相应层级的党政干部接班人行列。所谓年轻化，实际上成了「共青团化」。
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的一个巨大陷阱，是一条歧路。共青团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组织，它每年的工作就是组织一次「三五」学雷锋活动、开一个「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发一批「五四」青年奖章，此外全社会根本就不知道共青团的存在。共青团干部养尊处优，普遍养成一种浮在表面、甘于平庸、花里胡哨的品质，让他们去领导国家，国家实际上既缺方向感，似乎也没有明确目标。团派平庸且不去管它，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没有合适的人接班，本身是中国政治的困境，但中共自从「有路可赖」之后，反而不去改革政治以解决的接班人困境了。
现在习近平要共青团做实事，自我革新，但在中国社会，「权力动员」早就取代政治动员，生产动员也是多此一举，共青团的的确确已经「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工会、共青团、妇联要想在中国复活，恢复活力，其前提是共产党需要进行社会动员，那只能有待于将来政治上的民主化了。（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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