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权重加持 栗战书“崛起”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近一段时间在中国政坛颇显活跃，引起敏感观察者的关注。十八届五中全会后，栗战书在党报《人民日报》谈及中共党建人事问题；“习马会”后，栗战书代表中共党政军向中共省部军一级通告有关决议；在2015年8月主持召开新组建的“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再加上2015年3月以中办主任身份独自赴俄会见普京，这些都被认为释放了栗战书被重用的信号，其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时“入常”几成定局。

　　在各方的分析中，栗战书的丰富资历、突出能力、为人称道的个人品性和行事风格，与习近平的亲密关系，都成为他进一步上位的加分项。不过，这些主要都取自个人和人事的视角。栗战书如今在中国政坛的权势加持，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所担任的中办主任之职。而他如今的外在表现，其实是折射出了中办主任在中国现实政治和历史中的日趋紧要显赫的变化趋势。

　　栗战书在《人民日报》发文谈及中共党建人事而被坊间戴上“越位”帽子之时，中国官媒及时发出一篇文章《“中南海总管”栗战书的四篇文章透露了什么》，暗示栗战书自执掌中办以来，已经分别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和四中之后发表与全会主题相关的文章，还有一次是在2014年习近平视察中办后栗战书整肃中办讲话。那么，栗战书此次在五中全会之后再次发文应当也非意外。而且同一时期另一篇官媒也提到，自11月6日起，李克强、张高丽、刘延东、许其亮、栗战书、汪洋、马凯、李建国、孟建柱等9位政治局委员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不同议题又或多或少涉及到经济的文章。据悉，他们多数是“十三五”规划建议起草组的成员，由其解读“十三五”再合适不过。

　　官媒的这些“灭火”文章也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释疑作用。那么，为何只有栗战书的文章引起了舆论的过度聚焦？上述官媒文章中所说的“经梳理发现，近年来由中办主任在《人民日报》撰文是十分罕见的情况”，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中共十八大后，中办主任越来越多地走上前台，在多个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不仅事实上说明了其权重的增加，也使外界产生了这样的观感。这才使栗战书的一个本来寻常的表现变得有些“不寻常”。

　　中办主任栗战书与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被称为“中南海第一智囊”的王沪宁伴身习近平出席国内外重要活动几成惯例。不过相对于长居中南海的王沪宁与前任中办主任令计划，曾经主政一方的栗战书在中南海所扮演的角色，未必是智囊性质，也不仅限于传递、协调和执行，或许还是某些由中共总书记亲自掌握事项的直接负责人。

　　比如2015年3月栗战书单独前往俄罗斯会见普京总统，双方协商了一些国家层面的外交事项。栗战书当时的身份已经可以理解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在2015年8月24日，中共新近建立一个“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此搭建一个统一、权威、高效的跨部门会商协作机制，强化常规制度的执行力，栗战书出席该会议并讲话。这意味着，栗战书已被委任为该会议的负责人。之所以作出这一安排，或许主要是因为栗战书所负责的中办正是一个协调各方以贯彻高层指示、决策执行的办事机构。

　　栗战书目前的身份和职务主要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机关工委书记、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国安委”办公室主任。他与前任令计划身份的主要不同是多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国安委办公室主任两个身份。这一不同，可能是栗战书能够比令计划在机构制度层面更具权力的原因。而对栗战书来说，其实际影响力或许更多地来自于中办主任之职。栗战书在中国政坛的突然“崛起”，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中办这一机构本身的重要作用和长期崛起之势下的外化表现。

　　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办主任或成新制

　　中央办公厅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中办下设调研室、秘书局、警卫局、机要局、人事局、督查室、机关党委、国家密码管理局等13个部门。虽无主事之权，却因为联通最高权力而扼守咽喉，令计划直追政治局常委的“隐形权力”正是来源于此。仅秘书局就负责中共中央的文秘、会务工作，中央指示、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的转达和催办落实，负责中央文件和机要文电、信件的传递工作，负责全国党政系统的密码通信和密码管理，中央重要工作部署贯彻落实和督促检查等内容。因此，中办堪称中共最核心、最机密的中央机构之一，衔接中南海与外部联络，扼守中国权力体系的神经中枢。这也是令计划案对中国政治造成巨大危害的原因所在。

　　从中办主任之位上，也走出多位中共重要领导人。中共执政后的历届中办主任是：任弼时、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温家宝、曾庆红、王刚、令计划和现时的栗战书。从改革开放后的姚依林算起以至令计划之前的王刚，共有7人。除乔石当时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主持主办外，其余6人后来也都成为政治局委员。这7人中的5人成为政治局常委。温家宝成为国务院总理，乔石更是被认为有成为中共总书记的机会。或许正是中办主任的这种仕途走向，刺激了令计划的野心，并且使其轻易地通过一些幕后操作获得了巨大的隐形权力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正说明中办主任之职的关键。再加上胡锦涛时期“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体制僵局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中办效能。那么，在整肃中办的同时加强其权重，也就是一种改革方向。而栗战书在中共十八大前后同时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办主任两职，或许不仅是源于栗战书个人政治资历、能力或与习近平的关系，还源于中共已经意识到需要加持中办，加强其执行力以保障中南海政策贯彻执行。

　　另外，中共十八大后新领导集体有意识地巩固执政党中共的领导地位，以及为改变中央“九龙治水”弊端而形成的权力集中趋势，客观上也要求作为中共党务体系里的，直接向中共总书记负责的中办发挥更大作用。以栗战书为外在表现的中办的这种变化，实则是中国高层政治权力调整重构的重要部分。而且，由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办主任的形式很有可能在栗战书之后得到延续。

　　中办主任改革参考“白宫幕僚长”？

　　有观察人士从美国政治的视角来看栗战书在中国政治中的位置，认为他的角色比较类似于“白宫幕僚长”，或者是目前有此种变化走向。白宫幕僚长又被称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是美国总统办事机构的最高级别官员，领导白宫办公厅的运作。白宫幕僚长负责监督其下所有白宫幕僚的工作，安排总统的日程，安排总统会见活动，对总统的政策提供参谋意见，召集白宫办公厅会议等。由于其及其重要的职责，白宫幕僚长经常被称为“守门人”、“第二总统”，“华盛顿第二最具权力的人”。

　　中共十八大后成立的“国安委”、目前正在动议的军队改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美国制式。这说明中共新决策层对更先进和现代的部分制度形式保持开放心态，而并未过于拘泥于意识形态。那么，也不排除美国“白宫幕僚长”的职责设置对中办主任的改革定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毕竟两者确实有较大的相似性。

　　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共坚持集体领导的规则传统和制度惯性，以及中国政治文化的约束，或许会对中办的这种变化构成牵制。“白宫幕僚长”的权力设置很容易让中国官民联想到毛泽东时期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因此，中办权重的加持有其必然之处，是中共、中南海、中共总书记权力强化的表现，却也会有所节制。而栗战书在中共十九大时卸任中办主任后，更上一层楼成为政治局常委则已板上钉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