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其中规定了重要法律的修改、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等问题都是政治协商的协商内容。有观点认为，该《意见》的颁布将让政协拥有切实的参政议政的权力，联系到以前无实际权力时被批为橡皮图章的政协，这可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协民主制度化可能代表了政改的方向，即建立中国式的民主制度。
中式民主“来真的”
中办发布的这份关于政党协商的文件，其规定极为详细。该《意见》明确的规定了政党协商分为会议、约谈和书面三个形式，又分别针对这三种形式详细的确立了协商的程序，并且针对以上的形式和程序制定了多种机制的保障。内中的规定环环相扣步步衔接，甚至细化到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的地步，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中共各级官员依照规定循规蹈矩就能发挥出政治协商的作用。
中办印发的关于政治协商的《意见》规定的十分详细，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可能说明中共这次是要“来真的”。鉴于过往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政协与人大名不副实的尴尬地位，外界怀疑中国通过加强政协的作用来实现民主的能力。但此次《意见》中对政党协商制度的规定十分的详细，甚至都规定了每年协商会召开的次数、会议的主持者之类，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没有了推诿搪塞的借口，政治协商的作用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增强。
中共要推进以政治协商为特色的中式民主是“来真的”，另一例证是《意见》规定的政党协商的程度非常之深，范围非常之广。说政党协商的程度深，是指下届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和中国宪法的修改建议，都必须经过政党的协商，中国8大民主党派拥有建议与协商国家领导人选的权力。说政党协商的范围广，是因为政党协商不仅包括中共和8大民主党派，还包括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几乎囊括了中国整个精英阶层。
中式民主“来真的”，还在于习近平对民主化改革的重视。习近平先是强力反腐，又打破阻挠推动军改，对中国的掌控力更超以往，他的政治观点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在2014年庆祝中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表明其建设以政治协商为代表的中式民主的态度。
是政改大局中的一步
中办突然发文强调政协的作用并非孤立的事件，政协改革可能只是整个政改大局中的一环。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习近平就曾声称，以政协改革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制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自十八大以来，31省市区政协主席全部“退常” ，不再担任党委常委，这被认为是政协去行政化的关键一步。自此以后政协逐渐回归建国初的角色，参政议政成为工作的“新常态”，政府对政协的掌控力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的最低。
有观点认为，中办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更重要的意义说明了中国政改的趋势。深究文件的细节，体现了扩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权力的趋势，联系到所有的地方政协主席退出了党委常委，这说明了政协改革的方向是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地位日渐平等。虽然文件中规定了政治协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实际操作中政治协商具有了实际的意义却是不争的事实。推广到整个政改大局，未来中共还可能推出扩大人大的权力等类似的措施，中式民主格局初现。
当然，一党专政基础上的政治协商的各方必然无法做到完全的平等。文件中也规定了政治协商的前提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政治协商中，各民主党派提出的只是意见和建议，并没有政协决意的决定权。政协改革的目的是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并不是为体现各民主党派本身的政治主张。但相较于以前，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以往的政协更多的是“花瓶”的作用，体现中国政治体系中具有民主的特色，但并无多少实际的作用。改革之后，政协可能会发挥出本应具有的政治协商的功能，政协的地位可能类似建国初期的状态。
这份文件中称，文件的出台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共关于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而“意见”中说，建设协商民主是为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并且除了政协协商外，还要开展人大协商、政府协商。由此可推出，政协改革只是庞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部分，未来关于人大、政府等机构的改革还可能持续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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