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也就埋下了共青团跌落的祸根。
一个组织，没有自身（团）内生更新发展的动力，完全靠外在（党）的需求和赐予为生存基础，可想而知是何等被动！只要党的领袖一念之转，团的地位顿时发生危机。
在中共对党内小团体如临大敌，绝不给予任何生存空间的情况下，“共青团派”不可能有成形的组织，更不可能有什么成文的纲领，但是“共青团派”的存在则无可否认，其成员不仅有感情的纽带，有昔日上下级隶属关系，还有很多在后来工作任务中互相配合的机会。“共青团派”的官员非常普遍地上下提携唿应：一个前共青团干部，很可能将他原来的团内下属继续提拔重用，逐渐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形成气候。这对于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具有极大个人权威的领导人，构不成真正威胁，他们可能不会太在乎；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就不能掉以轻心了。
在胡锦涛主掌党政军的时候，“共青团派”是党内主流派系，“共青团派”成员之间，例如令计划与李源潮的交往并不犯忌——他们都是党魁的嫡系人马，他们的密切联系，“有助于”围绕中共最高领袖的向心力、凝聚力；而共青团也就可以以“禁卫军”“突击队”自居。但是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就不一样了！“共青团派”从主流派系退为党内众多山头之一，“共青团派”成员彼此的交往，性质就变得十分可疑了，对习近平而言就是离心力，商量谋划什么，很容易就被打成“团团伙伙”、“帮派活动”，变成大逆不道；而共青团更须在与身居高位、手掌大权的“共青团派”的关系上百般留意，戒慎戒惧，甚至为了避嫌，还需要保持距离。
在这种情况下，共青团向共産党输送人才的功能，怎么能不盛极而衰呢！
胡锦涛的大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儿子令谷突如其来的法拉利车祸，不仅使令计划家破人亡，连带使整个“共青团派”命运也急转直下。中纪委对令氏故乡、“共青团派”成员麇集的山西，以及与令计划势力关系极深的江苏、云南等地的官场大动手术，顺藤摸瓜，袁纯清、秦光荣、金道铭、申维辰、杨卫泽、季建业、仇和等几十名前团派省级副省级大员要麽垮台落马，要麽打入冷宫，与令计划有过瓜葛的“团派”成员一一被查，惶惶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共青团派”风声鹤唳，溃不成军，眼看着树倒猢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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