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任大炮近日尝尽了苦果，因为公开反驳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党媒姓党”的最高指示而深陷官方声讨之中。人们在反复咀嚼此中的是是非非之时，争论中共收紧言论管控，堵塞舆论打压不同政见者比比皆是，而对任大炮抱有同情者也不过辩称“罚不当罪”。不过众人言论汹汹之下，恰恰模糊了三个至关重要的焦点。
其一，中共喉舌对“任大炮”任志强的围剿，归根结底是属于执行中共党内“家法”的范畴，一如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达的最高指示“党和政府的媒体姓党”的言论，均属于一个政治组织对自身成员的行为约束和职能角色定位。
不同于西方政党的松散性，中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严密政治体，拥有自身统一的指导思想、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政治规矩等。正因为如此，中共在十八大后的党内整肃采纳远比宪法和法律更为严苛的“党内法”，严格约束党内行为，甚至涉及在外界看来属于公民私生活领域的活动，也少有引起争议。
目前，包括中纪委在内，中共对于党员的行为约束已不限于反贪腐等职务犯罪，而且不断延伸重申政治纪律，管控不当言行等。2015年身为中共党员的原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因辱毛去职被是一个典型例证。
所以，从此角度上，中共约束党内言论，惩戒“砸锅党”的行为实际并非民间舆论所争论的言论管制，也并非中国宪法所谓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二者难以等而视之。
其二，“资本翻天派”“公然反党”……如果说任志强在反驳“党媒姓党”后成为喉舌的众矢之的话，那也属于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出问题的范畴。
事态升级后，有熟悉中共党内规则的人士公开出面为其争辩，认为任志强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其质疑批评党内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权利不能被下至基层党组织上到党中央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剥夺。此言不虚，习近平曾经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包括1980年中共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亦言明，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
由此，中共固然可以批判任志强公然唱反调的行为，但并不应该是因为他“唱反调”，提出个人疑惑，而是因为“公然”。如何理解？
上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亦有如何表达不同意见的内容，“对于关系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在党内适当的场合进行讨论。但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在报刊上进行讨论，应由中央决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是党的纪律。”说白了，就是有不同意见，可以摆到党内生活会等场合公开讨论，不能抖搂到党外非议更不能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唱反调”。如果说毕福剑栽倒在向党外私下抖搂的话，那任大炮显然便是在公开“唱反调”犯了天条，不被处理那才奇怪！
不过，批评任志强又委实有些冤枉，包括任志强等中共党内不同声音之公开存在实有相当原因在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党内不同声音表达不通畅的缘故。
一篇为任志强鸣冤的文章便如此解读说，中共迄今还未能健全党内讨论的制度化平台，党员如果有不同意见，最主要的表达渠道只是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报告。向上报告不是讨论。即便如此，一些不同意见也很难上递到党的最高层。一方面，党内有些人或者扣政治帽子、或者以党的纪律为借口，限制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另一方面, 战争年代的“保密”观念影响至深，党内越是重大问题越要严格保密，无论是起草文件还是酝酿决策都十分神秘，这就使党员事实上缺乏讨论机会，思想上的困惑难以解开。
也就说，党员有不同意见，常常是不是被粗暴压制便是被公开碾压，没有沟通何来统一？于是党内民主越来越无从谈起，憋不住的只好口无遮拦公开“放炮”。这不是偶然的，实在是真正的现实。
其三，围观者不是党员，眼见中共约束党员言行当然也应该有所触动，但这触动不该是责怪人家动用“家法”，而应该反思，在此之外，中共是否给予了党外应有的自由讨论空间，而这才是所谓的公民基本的言论自由权利。
从理论上讲，中共对言论的控制应该仅限于党内，而对于此外的广泛言论空间则难以动用党内纪律限制。当前新媒体时代下，中共党内党外舆论场无法截然分开，在中共看来也迫切希望影响到成长壮大的新媒体包括个人媒体形成的舆论空间，于此唯有特别讲究与党外舆论环境互动的艺术。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和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等党内重量级会议上释放了与民间舆论和解的态度，但他也明确警告了这需要中共自己改造自己，适应党外舆论环境的变化，并将其中的积极代表作为自己统战对象。这诚然是一种积极的表示，然而还远远不够。中共应该给予民间社会以宪法和法律前提下自由空间，以自信态度去推动不同声音不同思想的碰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对（党）内给予通畅表达机会，对（党）外鼓吹思想自由碰撞，唯有如此，中共才有自我更新健康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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