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再下行 将引发严重政治后果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成为一个难以扭转的趋势，突出表现在工业产能大量过剩、对外出口显著下降、“僵尸企业”不断增加、中小企业倒闭、资本外逃有增无减、失业人数快速增加等。

　　最新的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在增长下滑的同时，通货膨胀开始发威。这种被称为“滞涨”的经济增速下滑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现象最令政策制定者头痛，它显示经济困难的顽固性，也意味着政府手中的政策手段越来越少。

　　为了应对经济困难，在多项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以至于下一个年度的财政赤字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多层次影响

　　今天出现的经济困难有多重原因，既有世界市场变化对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的负面影响，也有长期累积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矛盾，更有当前的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管理部门的错误。

　　在中国，这些影响是多层次的：第一个层次，由企业倒闭和大量失业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第二个层次，以危机应对为导火索的民众和政府之间、地方和中央之间、中央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第三个层次，中国政府所依赖的所谓“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破产，从而引起对现行的政治经济管理制度的全面质疑。

　　关于黑龙江煤矿工人讨薪的视频和照片在网上广泛流传，BBC中文网尚无法独立核实它们的真实性

　　第一个层次的影响已经显现。在“两会”之前和期间发生的黑龙江煤矿工人和广东钢铁工人的大规模示威的报道引起广泛的关注，其实类似的示威在中国各地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些事件显示，中国经济下行首先冲击的是新近的失业人群和那些即将倒闭的企业里的领不到工资的人群。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去年一年，中国由于企业倒闭而新产生的失业人数为800万人。这些数据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城市，更不用说那些农村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至于每年新增的大专学校的毕业生，很多人更是处于“毕业即待业”的状况。

　　利益分配

　　对于经济增长减速的承受能力低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其他国家，2%左右的增长能够让社会绝大部人成员都能够感受到增长的福利。但是在中国，7%的增长却会对社会相当一部分成员造成打击。正是这一特点，经济下行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冲击量相当强烈。

　　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利益分配结构。中国的贫富两级分化十分强烈，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与此同时，社会安全保障系统也十分薄弱。经济一旦出现下滑，以失业和待业人群未待变的低收入人群便首当其冲。

　　第二个层次的影响也正在逐渐显现。在“两会”上，多个地方政府要求中央政府更多地分担结构调整和失业带来的财政负担，表明他们对中央权力过大、责任过小的不满。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中央宏观管理屡屡失误正在进行越来越公开的批评。

　　从最高层看，在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习近平表现出的对总理李克强的冷淡也被外界看作是他对李克强和国务院系统在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不满。

　　政治影响

　　回顾中国过去近70年的高层政治斗争，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每一次大的经济困难都会激发的高层政治冲突。这种冲突通常表现在对制造困难的责任追究，或最高领导人先发制人的政治清洗，以及对如何走出困境的政策分歧。

　　这个规律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关。在民主国家，领导人通过定期选举进行更换，经济政策也随之进行调整。在一个封闭的政治体制下，经济困难常常引发高层政治较量。这种较量有时是由于经济政策分歧所引起，但是更多的则是政治集团利用经济困难对政治对手出击。

　　例如，1950年代“大跃进”引发的经济困境导致了彭德怀等人对毛的政策的不满和毛对彭等人的清洗，随后更牵扯到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人的被清洗； 以毛的遗孀为代表的激进派领导人的被清洗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也是文化革命对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胡耀邦和赵紫阳在1980年代初期也曾经因为经济政策产生分歧，而这种分歧则被保守派领导人充分利用；1989年春夏之交党内保守派对改革派发动的总清算也选择在中国经济发生通货膨胀的关口；邓小平1992年对陈云等人的打击的背景，也离不开1989年之后的经济停滞。

　　北京共识

　　经济下行的第三个层次的影响也许更为根本，是一种长远的带战略意义的影响。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中国的集权制度通过压制人权、尤其是劳动者报酬形成的低人工成本；通过污染环境和掠夺性资源开采将社会和其他成本向下一代公民转移，等等。

　　这些做法使得中国产品一时间在国际上具有“超自然”的竞争力。中国政府将这种无法持续的竞争力解释成制度优势，在全球大肆宣传“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其实所谓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就是一种对政府干预经济和权贵集团掠夺资源和增长福利的辩护。

　　目前的经济困难可能导致“中国制度神话”的终结。集权政府不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创造者，相反，在目前的困境中充分变现了它的瓶颈。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下行不是一个简单的V型经济曲线，而是正在出现一个经济拐点，这个拐点的出现是由于过去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对坏境形成了剧烈的破坏，也是因为过去的一些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欠账到了还债期。

　　中国近30年高速增长的趋势不再。随后而来的或许是人们对“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质疑。这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