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之殇：中共管制下的又一公共灾难

　　最近披露的黑疫苗案引起了中国家长们的普遍恐慌。有200多万支未经冷藏的失效和变质疫苗从山东流行全国，威胁公共健康安全。今天又传出内蒙以工业盐冒充食盐贩卖案。类似的公共灾难在中国高频率发生，包括以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SARS瘟疫，长江游轮翻船、天津毒品爆炸等等。问题出在哪里？

　　许多人认为是利益链上作案人的逐利黑心所造成。实际上这不是原因。逐利是经济人的正常行为。市场上买卖双方都在为自己逐利，大部分商品的自愿交换，譬如你买支笔，买个手机，达到的是买卖双方互利，并不会导致上述危机事件。

　　市场机制有效运行有个前提，即买卖双方对商品的信息要对称。消费者必须对消费品好坏有足够的信息。你买支笔，你马上可以检验是否适用。你买个手机，除了试用外，你还可以事先上网搜寻或者咨询朋友了解手机的质量功能等等，你有足够的信息。可是药品不一样，买卖双方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当卖方递给你一个药品，譬如疫苗管剂，你没法检验药效如何，安全性如何。因此这里市场机制是失灵的。为了弥补这一信息不对称，保护消费者，就需要政府监管。政府设药监局，监管生产到销售的每一环节，检验和保证药品有效性和安全性，你消费者买药品时只要认准药监局的认证即可。如果政府，或是由于官僚主义或是由于腐败如官商勾结，不去有效监管或执法，叫做“政府失灵”，这就造成第一环节的问题。

　　假如政府失灵，在西方社会体制下，还有第二个环节机制来保护公众：这就是自由媒体。消费者作为个人是松散的，缺乏能力的。而媒体则有人力和专业经验可以从各方面迅速获取信息，暴露问题，形成舆论压力。维护公众利益的还有律师和公民团体如非政府组织。最后一步是司法。这就是现代社会机制保护公众防止这些公共灾难的手段。

　　从公共管理学来看，中国公共灾难频发的原因出于当今政治体制造成上述各个环节的错失上：包括政府失灵、缺乏独立媒体、对维权个人、律师和团体的压制、缺乏司法独立等。不过，其中最突出的，也是当前公共事件激发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执政党高层不断强化对媒体信息的控制，即所谓的“党管媒体”。它一方面导致和催化了公共灾难，一方面将公众本来就对政府和党媒宣传的厌恶和不满（从春晚和任志强事件可以看出）火上加油，将一个公共健康事件迅速发展为一场公共信任危机。

　　先说党管媒体如何导致和催化公共灾难。其一是在保密和“敌对势力”恐吓的借口下，党垄断了和公众利益攸关的信息，公众经常对自己的消费品或消费环境不知情。拿天津爆炸事件来说。万科海港城物业的业主并不知道他们购买的房子在危险品毒品仓库附近。那些信息被党和政府垄断，就连消防队员也不清楚仓库里储存的是什么。因此刚起火时，消防队员用水来灭，结果金属钠钾等爆炸造成更大伤亡。爆炸后对700顿氰化钾信息的封锁，又造成了进一步伤害。如果危险品储存信息是公开的，这些伤害损失本来可以避免。

　　其二是党控制所有媒体，造成媒体监管功能的缺失。拿毒疫苗肆虐来说，这事由来已久。2007年中青报记者刘万永在个人博客上暴露山西疫苗腐败，被网管封杀。2008年央视赵赫报道疫苗丑闻，被卫生部广电总局禁止播出。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报道山西官商勾结造成政府监管缺失，毒疫苗造成近百名孩子致死致残。因为这个报道，王克勤被下岗，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这次财新网刊登山东案的《疫苗之殇》文章，很快又被网管删除。如此党管媒体封杀新闻下，问题疫苗祸害此伏彼起，越演越烈。反思其它的公共灾难如SARS，毒奶粉等事件，无一不是党管媒体所酿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证明，所有古今中外的大饥荒，包括人类历史最大的，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都因缺乏自由媒体所造成。

　　本来，改革三十年中，由于广大媒体人的努力，以及体制内开明领导人如胡耀邦朱厚泽的宽容，媒体曾经争取到一些为民喉舌的空间。可这几年这些空间被大大收紧，造成媒体不满，公众愤慨。最近3月21日人民日报社长杨振武学习习近平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的文章中，称要“坚持党管媒体，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做到爱党、护党、为党”。文章通篇是强调党要对所有媒体所有信息的完全垄断，媒体要唯党利益是从。文章的那些提法和语言，是反右和文革时代的。当今时代，除了北朝鲜外，还有哪个国家敢这么说，敢这么做？

　　况且，在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已不可能完全控制信息，除非回到反右、文革或者北朝鲜那个饿殍遍地经济濒临崩溃的政治极权体制。看这文章怎么觉得杨先生这么不聪明呢？你这不是要共产党与纳税人为敌吗？这次两会上暴露人民日报靠财政养活，用网友的话，你杨振武这是“吃纳税人饭砸纳税人锅。吃里扒外当我们纳税人猴耍？”从春晚诟病到任志强抗争，很明显公众不满党管媒体的情绪摆在那里了。这次疫苗之殇激起如此大反响，反映的是这种不满的进一步反弹。难道杨振武先生还要在公众喉管上进一步勒紧绳索，火上加油？

　　总之，这次疫苗之殇是党管媒体体制下的一个公共健康灾难，一个公共信任危机。坚持“党管所有媒体”是开历史倒车，实际也不可行。先哲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为政者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