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主导的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家新闻机构在本星期宣布了他们一年来秘密合作调查的惊人成果，揭秘世界多国元首政要通过巴拿马一家律师事务所隐藏巨额财富的内情。被称为“巴拿马文件”的报告涉及地域与政治体制不同的多个国家，中共多名现任和前任领导人被曝光。仅现任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就有习近平，刘云山和张高丽的家人被暴露，而且更多的信息还可能继续浮现。这是继“国际调查记者联盟”2014年发表“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以来，又一次曝光中国红色权贵隐藏财富的隐情。迄今为止，中国媒体全面封锁相关信息，中国外交部称其“捕风捉影”，环球时报则表示这一泄密事件是“打击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的新手段”。中共最高层的隐秘财富被持续曝光，在国际和国内对中国当局造成多大的压力？在习近平权力面临挑战的传闻甚嚣尘上之际，有关其家族财富的消息再度浮现，对他的统治将会有多大影响？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夏业良表示，巴拿马文件陆续披露出来的细节与具体证据再度印证了近年来西方主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多次爆料），涉及到的官员包括近三届最高领导层中的主要成员的家族成员，也涉及到其他中共元老的后人。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这些巨额资产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合法来源，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资产主要来自于贪腐等非法所得。比如目前年仅二十三岁的贾庆林外孙女李紫丹早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时就已经成为个人拥有数亿美元的离岸公司股东，民愤极大的李鹏家族若干次被披露贪腐细节，李晓琳的贪腐事实以及她不可一世的狂妄嚣张迄今为止成为考验习近平反贪决心与力度的最大挑战之一。
刘云山和张高丽的贪腐行为早已不是新闻，但迄今为止所谓“党纪国法”并没有触及他们一根毫毛。对于习近平家族的揭露也并未伤筋动骨，击中要害，早在几年前习家已经做了相关切割处理，国家权力部门也进行了精心的保护和掩盖。即便如此，也无法掩盖全部事实，从目前所暴露的蛛丝马迹也可一窥不同寻常的贪腐痕迹与“白手套”手法。不少人说，即使这些证据在国内全部曝光，也并不会产生类似冰岛总理辞职那样的震荡式反应。只要枪杆子和笔杆子被中共统治者所控制，民众长期压抑的怨愤也难以释放出来。
杨建利说，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是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记者组织，专门调查权贵涉嫌跨国犯罪的资讯，这次该组织公布的巴拿马文件涉及了中共五代大佬的家族，蔚为奇观。也许由于信息封锁再加上民众对中共权贵的钜额贪腐早已习以为常，这次民间也许掀不起很大的风波，但是巴拿马文件对习近平反腐的正当性以重击，所公布的信息必定会被党内斗争的不同派别使用，习的日子更不好过。
程晓农说，中国人目前关注的热点是，又曝光了几个高官亲属；其实还应该有一个关注热点，即洗钱中心和避税天堂接连遭揭露，最终可能都被迫走向透明化，中国贪官们慌不慌？他们可以在国内封住报导，却不知道藏匿海外的财产会不会陆续透明，那样，海外财产就变成了今后随时可能起作用的绞索。官方遇到不利形势时，第一反应就是“反华阴谋”。问题是，这并非事实，老百姓也根本就不信。巴拿马文件本身不会成为反腐败或高层权力斗争的弹药，因为高层许多人的亲属都涉及开设空壳公司以藏匿资产的问题；但对巴拿马文件的官方应对，让反腐败的天花板暴露无遗，只要不是政敌，反腐败不会触及高官亲属。
程晓农说，几年前，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开始关注离岸金融中心的逃税、洗钱等问题，经过媒体曝光真相，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国家的形象迅速跌落；为了改善形象，大部分离岸金融中心国家开始与民主国家合作，增加一点透明度，比如开曼群岛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坚持保护空壳公司和洗钱活动的少数几个离岸金融中心国家当中，巴拿马是最大的，今后它可能也不得不适当增加透明度。各国打击洗钱和避税的努力，会让洗钱的公司和个人感到担忧；但要清除洗钱和避税行为，还需要世界各国进一步修改法律，现在只是刚刚起步。
陈破空表示，关于习近平家族在海外藏富问题，这是第三次国际披露，内容大抵相同。从常规解读，中国一党专政的制度本身就是官场全面腐败的温床，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中共领导人的贪心无一例外。反过来看，习近平上任前，如果他或他的家族完全清廉，没有敛财问题，没有卷入利益分赃或利益输送，他极可能没有机会成为接班人。因为中共接班人，由政治老人圈挑选和指定，他们需要的，是既得利益的参与者和守护人，而不是自身清廉而可能成为清算政治老人的反叛者。
陈破空说，习近平上台，开展反腐与打虎，乃是因为薄熙来夺权事件，直接激化了党内权力斗争。习近平以选择性反腐，清除威胁他权力的党内势力。否则，彼此仍可能相安无事。习近平等政治局常委家族海外藏富的丑闻一再曝光，从一个侧面解说了为何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尽都表现左，而且，一个比一个左。也从一个侧面昭示，指望中共当权者推动政改何其难，指望他们平反六四何其难。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成为任何实质性改革的最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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