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惹争议 习面临两个时代难题

　

　北京时间4月19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网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对中国网络舆情发展与治理提出宏观方略。值得一提的是，出席座谈会的除了诸位重量级的党政领导人，一些私企业主、高管或技术人员也得以与会。

　　出席会议并发言的有中央直管的军工企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总工程师吴曼青，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的董事局主席马云，网企新锐友友天宇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的首席架构师姚宏宇，民企“领头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等等。

　　其中，马云和任正非都已经与习近平有过多次接触。此次获邀参加高规格的座谈会，进一步体现了中共对他们代表的企业的一种态度。由此体现出来的政商关系，也为体制内管理者和其他企业提供了学习样本。

　　几周前，《红旗文稿》发表一篇文章《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问题及对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当下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现状进行分析。除了提到该领域的一些值得认可的表现外，重点指责了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

　　文章出炉后受到支持们的认可反馈，同时也引起另一些人的警惧、不满或批评。后者就包括很多民营企业家、高管、企业大股东等非公经济人士。

　　作为一家偏重于意识形态的媒体，《红旗文稿》此文立意表述延续了其一贯风格。文章所说案例未必全是虚言，看法未必在中共内部没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可能会对管理者或决策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文说，以民营企业主、律师等为代表的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新社会组织的人士自己组建了“XX会”、“XX堂”、“XX岛”、“XX研究院”等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秘密聚会，在交流时直接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甚至宣称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等。

　　有观察人士表示，文章所说或许有以偏概全或偏激理解之处，但其所称的这种现象确实或多或少所在。许多媒体曾对此有过调查报道，商界精英汇聚一堂相互扶持的经历也被津津乐道。但在近年来，相关的信息已经很少出现在媒体和网络舆论场中。而在其背后，则是中共采取了一些行动，尽管有时仅限于口头说教，但中国政商环境已然发生变化。

　　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揭开的腐败案件中，很多受贿官员背后都存在一个或多个行贿的商人。比如丁书田之于刘志军，徐明之于薄熙来，四川商人何燕、汪俊林、戴晓明、邓鸿、潭建明、张俊、毛志刚等人之于李春城。

　　但令中共更为担忧的，则是如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政治议题，表达与执政者不同的意见，会对其构成意识形态层面的冲击。如果结成团体凝聚出较强力量的话，则会形成更具分量的挑战。

　　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们则也有不同的观感。毕竟经过长年的打拼，已经攀爬到较高的社会层次，掌握较多社会资源，但却很难被掌握国家机器的执政者完全认可和接受。而在实行不同制度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商界精英能够主导国家走向，自身切实利益亦有坚实保障。再加上中国自身积累了大量问题，担忧、不满的情绪和行为的产生实属自然。

　　中共十八大后，新领导集体一手对自身展开强力整顿和改革，另一手也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采取了两面行动，既有对马云、任正非式的“亲”“清”相交，也有对涉嫌行贿违法人士的调查处理，以及对政治异见者的反击驳斥。“文革”式的处置手法仅仅出现在部分非权威的小道消息之中，却从未真正实施。

　　尽管如此，中国也产生了对文革重来的担忧。再加上对中国经济运势的悲观预期，中共实施海外投资战略，以及整顿官场市场秩序的持续推进，出现了资金外逃的迹象。非法途径的资本外流现象已经引起政府的担忧。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分析人士指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换象征了决策方向的重大调整，意味着更具竞争力而且提供更多就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将在中国扮演更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从求富到安全，中国需要的目标大转移》提出，邓小平时代以经济建设为纲的工作重心或许转移到改善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上，提高其安全感和幸福值。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不安全感正是来源于当下中国政治中仍未给他们提供一个清晰稳固的位置。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共在非公有制经济的议题上面临着两个新问题，一个是如何定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问题，另一个是需要怎样的政商关系。前者尚未给出完整确定的答案，而后者则已见雏形。

　　在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参加了中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时表示，“我常在想，新型政商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概括起来说，我看就是‘亲’、‘清’两个字”。

　　如果说习近平的表态意味着政商关系的方向性确定，而在过去几年里的行动则可视为政商关系的重构过程。而这一过程仍将伴随着中国官场生态的整顿而持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