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魏则西事件基本告一段落，当天，调查组公布了对百度以及相关医院的调查结果。这一天的晚上，我们忽然得知，与另一个年轻人，魏则西的遭遇并不算惨。这个年轻人叫雷洋。
5月7日，雷洋刚刚成为一个父亲，他的爱人这天生下一个女儿。按照他的家人的说法，当晚雷洋去机场接亲戚，却一去不复返。当天晚上22点09分，被送到医院的雷洋已经死去。
根据警方在5月9日晚上的通报，以及媒体在5月10日的调查，雷洋的“一去不返”大致还原如下——
事发5月7日晚上约21：20。接群众举报，警方查处一足疗店的过程中，将“涉嫌嫖娼”的雷洋控制。过程中，雷洋进行了反抗，并一度逃跑。控制雷洋的过程，引发数十人的围观。
一个围观者说，那个年轻人一直喊救命，三个未穿制服的男子将其反手扣在地下，并试图将其押上一辆“黑色车辆”。年轻人喊，“你们要保住我，别让他们把我装上车”。然后有人打110报警，警察抵达现场，检查了3名男子的证件后将他们放行。当晚22时09分，雷洋被送到医院急救，已无生命体征。
5月8日凌晨1时，雷洋的家人接到消息赶到派出所，后被告知雷因涉嫌嫖娼，在被警车带往派出所的途中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凌晨4点30分，雷洋的家人见到了雷洋的尸体，发现其手臂和头部都有明显淤血。
雷洋的家人说，当晚有亲戚从外地来京，航班预计23点30分达到。当晚21点左右，雷洋还在家里玩手机，家人催促他去前往首都机场接人。在21点到晚上22点09分这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从离家，到“涉嫌嫖娼”到被抓和死亡，雷洋闪电般地踏上死亡之旅。
这个时候，有人纠结于雷洋是否真的嫖娼。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可能足疗店的工作人员会“证实”确有此事，但是，别说是一个人嫖娼被抓，即便是杀人被抓，也不应该在被警方控制的过程中死掉。
这个时候，有人强调雷洋的人民大学研究生身份，这更不重要。要知道，老虎、老板都可以因“犯事儿”而突然失联。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讲身份毫无意义。当然，我们理解他的家人亲朋同学的心情，努力证明他不可能是一个“嫖客”。问题是，即便是一个嫖客，也不应该有如此下场啊。
我们应该相信，警察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一个被抓的人死在自己的手里，不服警察的“利益”。既然警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出现了，既然不符合警察“利益”的事情发生了，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我猜，这个所谓的“秘密”就是被抓的人在警察面前表现出了“不服从”。这个“不服从”促发了“镇压”，从而导致事情失控。
雷洋的遭遇，让一些人想到了10多年前，死在广州某个收容站里的青年孙志刚。孙志刚是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而被带到派出所的，后来被转移到收容站，在那里他死于暴力。孙志刚具有大学学历，因而他可能更具有权利意识，这可能让他表现出了反抗和不服从。于是，他遭到某些人的“镇压”。
对一个表达不服从的、手无寸铁的青年进行暴力“镇压”，“镇压者”到底是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尊严还是他个人的尊严，这个不太容易辨别——个人一旦可以代表国家执行暴力，就容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一个人在代表国家机器执法的时候，容易变得“不容侵犯”——曾经，我在街头目睹一群城管肆意殴打一个小贩的过程，那个小贩之所以遭到更多的殴打，是因为他在被没收工具的时候，有了不服从的表现。
马克思主认为，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暴力机器，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管理组织。当一个城管在被小贩冒犯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给予加倍的痛击，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所代表的“国家”被冒犯了吧，那一刻，他为了维护自己身上的“崇高感”，显得神勇或者暴戾。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对执行“国家暴力”的人的规范程度。但不可否认，在折行“国家暴力”的过程中，执行者具有一定的“自由度”。比如，一个小偷被警察抓到时候，他是被踹一脚还是两脚，警察在当时是拥有自由裁量权的。
2003年的那个春天，如果孙志刚唯唯诺诺，他应该可以被朋友拿着证件从派出所领走，其他“三无人员”当晚就是这么安全离开的。
2016年5月7日晚上，雷洋在面对警察这种正在运行的“暴力机器”的时候，如果没有大声呼救和试图逃跑，是不是就能够逃过生死劫？
死去的人，不容假设。死去的人，带走了与他自己相关的“完整真相”，留下一个残缺的世界。这个残缺的世界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否无辜，暴力需要你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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