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雷洋怎么死的？警方却答：他嫖娼了

　　近日，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名29岁男子雷洋在警方押回审查期间突然死亡，引起大陆舆论的关注和质疑。就在各方呼吁警方提供监控证据时，关键证据却罕见“缺失”，当人们都在对该案疑窦丛生时，警方却反复证明雷洋是如何嫖娼，而官方媒体也攻其一点对雷洋开始污名化报导。

　　舆论质疑：雷洋是怎么死的？

　　北京市昌平区警方5月9日通报称，7日晚8点许，在该区霍营街道某小区足疗店，查获涉嫌卖淫嫖娼人员6人，雷洋抗拒执法，并试图逃跑，被采取强制约束措施，在带回公安机关途中，雷洋突然身体不适，送医不治死亡。

　　9日晚上，一篇题为《刚为人父的人大硕士，为何一小时内离奇死亡？》的帖子在网上传播，引起大陆网民对该事件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澎湃新闻在随后发表的社评文章《雷洋是怎么死的》中说，这种诱导性提问有转移视线、混淆是非的嫌疑。人们都在质疑雷洋是怎么死的，警方却集中精力反复证明雷洋嫖娼了，除了增加死者身上的污名，与雷洋之死的真相和责任认定毫无关系。在家属和公众汲汲以求真相，警方急需回应公众疑惑的时候，对死者进行污名化只会让真相更加遥不可及。

　　文章说，雷洋案的核心是警方在抓嫖过程中有无粗暴执法的行为，以及粗暴执法与雷洋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真相需要证据，现在关键的视频证据缺失，民警称拍摄设备“碰巧”打落摔坏，已经让人疑窦丛生。昌平警方作为直接相关方，不但没有回避案件调查，反而一直掌握著信息和公布信息的节奏，更让人对此案办案程序是否正当合法，产生怀疑和焦虑。

　　一系列证据罕见“缺失”

　　雷洋的离奇死亡引起各方舆论关注。雷洋的家属对此事提出多个疑问：他在哪个足疗店嫖娼？具体什么时间？谁在执法？开什么车？执法的过程是什么情况？死亡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身上留有的伤疤怎么解释？口里流血怎么回事？为什么死亡后没有及时通知家属？

　　各界舆论认为，事件最好的证据就是视频。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11日采访了北京昌平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邢永瑞在回答为什么没有执法记录仪时解释说，因为是便衣打击，执法记录仪都是挂式的，当时便衣民警穿的都比较单薄，执法记录仪没办法外挂，如果手拿会非常明显。他说“便衣打击可不用配戴。”

　　在没有记录仪的情况下，邢永瑞说当时用手机进行了记录，在制服过程中，场面混乱，手机掉地摔坏。

　　另外，当雷洋家属去事发小区提取监视视频时，得到的答复是监视器的摄像头坏了。

　　对于警方执法视频设备的说法也有矛盾之处，警方在其第二份声明说“视频设备被雷洋打落摔坏”。搜狐特约评论员令狐卿在其文章中表示，舆论正在强化一种怀疑的心理，人们翻出警方的采购公示，显示执法记录仪有抗摔功能。并且，从这个前提出发，质疑机器被摔坏，储存卡也会有记录。尽管通报中是“视频拍摄设备”，不一定就是公示的执法记录仪，但舆论有意无意地忽视区别，以加强质疑的力度。

　　他说：“此事件归纳起来，足疗店外的这场致命遭遇，已经缺失了雷洋本人的说法，现在又缺乏执法视频设备的证据，再次缺乏现场监控视频的物证，剩下的，都只是昌平警方的说法。这种说法缺少关键物证，缺少可信口供，容易变成一家之言，而且又是直接相关方，其可信度难以服众。”

　　“嫖娼”与死亡是两个问题

　　在警方的陈述中，都是侧重强调雷洋“涉嫖”证据确凿，而对雷洋猝死之事则只是“身体不适”。舆论认为警方是在避重就轻、转移视线。

　　大陆网络上一篇题为《证明雷洋嫖娼不等于执法没有过失》的评论文章认为，“如果人仍然活着，嫖没嫖当然是一个问题，但一旦人死了，问题的核心在于执法过程是否存在问题。而这恰是所有人都不该回避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公权力是否被滥用，牵涉我们是否可以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牵涉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可以不用想下一个会不会是我的国度里。”

　　文章说，一个人死了，当然不能白死，不能稀里糊涂地死。即便死者真是嫖客，在这样的故事中死去，也应该追问警方在事情中的责任。而有媒体却转移话题或视线方向，比如坐实死者的嫖客身份、用污名化死者来洗地。

　　警方热衷“扫黄”的动因

　　雷洋“嫖娼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有网民引述了具有卓越见解的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的“塔西佗陷阱”，即是指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还有大陆网民认为，JC（警察）抓嫖本质上不是为了扫黄，他们才不管黄色泛滥对社会会造成怎样的恶劣影响，他们盼的就是遍地黄色，那样才能发财。他们抓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罚款，其热衷于扫黄，一为罚款（交公是指标 ）二为敲诈（私了拿钱则为目的）三为享受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的权力快感，居高临下、虐待他人，享有阴暗的优越感，他们是黄色资源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