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这是个“素人”也能迅速变“网红”的时代，但爆红的代价是速朽。但有些人的迅速“成名”，却注定让人无法转过身后就忘却，只会触“名”伤怀、倍感痛心：短短十来天里，魏则西、陈仲伟、雷洋三个原本朴素无常的名字，接踵刷屏了网络，被安插在“××事件（案）”的标签里然后被印在舆论广场的碑柱上。
作为个体的他们，原本并不自带“主角体质”，很少与公共事件沾边：就在不久前，他们身份标签或许还是“学生”“医生”等。可一场厄运，却让他们的命运迎来拐点，哦，不是，是“终点”——将他们归并在了“逝者”名单里，而他们的死，也成了被导入舆论视线的引线。
死于非命，向来比寿终而殁更能触动公众的悲悯神经。可让他们的悲剧摁下公众情绪按钮的，与其说是死于非命本身，不如说是悲剧背后的时代况味，这也是其能引发舆论共振的缘由所在：魏则西最直接的死因虽是不治之症，可将他推向绝望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乱行医、大医院科室承包乱象和搜索引擎竞价排名误导；陈仲伟死于20年前为其植过烤瓷牙的病人，背后却连着“医患矛盾”一地鸡毛的争论；雷洋则跟“涉嫖娼死亡”的词眼捆绑。
我们形容某个人寻常，常会说“他在电视剧出现不会超过三集”，可魏则西等“路人甲”们“成名”了，却是以再不会出现在他们亲人身边为代价的。这何其沉重？布迪厄曾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个人遭遇的苦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魏则西们的遭际，亦是如此。
正因他们之前的平常和之后遭遇劫难的不确定性，所以其悲剧才会极具代入感；也因为这些悲剧在个案性之外，更是安全事故频发时代某些社会性问题在个体身上的投射，就如孙志刚、佘祥林等事件一样，所以他们才会成为标志性符号，并引发无限关注。
作为被标志性事件带入宏观社会语境的微观个体，这些小人物“成名”，往往比成功人士的“上头条”，更能成为时代的印记。当年孙志刚事件后，有人说，孙志刚用生命改写了一部法律；唐慧上访事件，则推动了劳教的废除。这些事件都是个案，但是，个案的背后却勾连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权益。在悲剧发生后，有了法治进步、制度补缺，或者，以此让整个社会审慎生命和尊严的价值，如此方是避免挥霍反思机会的不二方式。
任何社会和时代，都免不了会出现悲剧，但小人物们的“成名”，应像反思页面上跳出来的“弹窗”那样，它链接的标志性事件，也不啻为对我们恒久的提醒：要汲取教训，将这些事件作为推动法治趋善的坐标，以规避悲剧重蹈，以免下一个“魏则西”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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