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之后 中南海再无大帮？

　　虽然对于防火墙外媒体赋予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以“新四人帮”的统称，中共官方从来没有理会过，但当令计划被起诉的消息传来时，还是多少给围观者造成了“中南海自此再难有大帮”的心理感应。

　　按照新华社13日发布的短讯，这位昔日大管家的“罪与罚”似乎并没有坊间传闻那般匪夷所思。“被告人令计划利用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情节严重；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

　　关于第一宗受贿罪，使用了惯常的“巨额”表述；第二宗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只言“严重”；唯有最后一宗滥用职权罪，使用了“特别严重”的措辞。比照于周永康的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均为“情节特别严重”的表述，令计划已然算是“从轻发落”了。

　　不过，令计划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作为“新四人帮”中最后一位接受审判的高级别官员，他的尘埃落定可能也暗合了习近平反腐的阶段性收场，以及下一个侧重点不同的反腐战场的开辟。5月3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习近平在2016年1月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全文长达13,000余字。此番大动作，目的也是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做出阶段性总结。

　　通篇来看，习近平除了反驳外界对于反腐的诸多歪解，还是将侧重点放在了对于党内朋党文化的警戒和治理上。“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罔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

　　此外，习近平也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强调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但有的人置若罔闻，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一门心思钻营权力﹔有的明知在换届中组织没有安排他，仍派亲信到处游说拉票，搞非组织活动；有的政治野心不小，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有的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独立王国’，搞小山头、拉小圈子，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

　　即便习近平已经不止一次表达了铲除朋党土壤的决心，毕竟政治不应被不可预期的偶然操控，但要想彻底根除这一深植于中共党内的“毒瘤”，又是何其艰难！翻看中国历史，唐朝牛李党争，宋朝王安石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明东林党争，都间接导致了这些王朝的覆灭。即使对于一再注意中央集权的中共，从成立之初，党争之事也不不为少，只不过被称作“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在中共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恶劣，中共势力在全国只能形成若干互不相连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常常同中央联络困难，需独立操作，各自为战，在中共阵营中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的温床。以致中共中央多次将反“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作为党内整肃的主要内容。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共组织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清楚，朋党之祸，史不绝书，如果中共不能杜绝朋党、山头、宗派，分裂崩析将从内部开始。但近百年之后，中国官场，朋党之类，仍不在少数。尤其如令计划的“西山会”，借同乡之名，行结党之事。山头之内互相扶持，互相提拔，这恰恰是犯了最高执政者的忌讳，更是对于中共用人“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组织原则最赤裸裸的挑衅。

　　习近平显然看到了这种挑衅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风险，所以一个又一个被拔起的“萝卜”，连同它带出的泥点子悉数被处置。可这，终究只是治标之策，要想治本，还是得回归到构建保障“政治清明、利益纯洁、组织严谨、纪律严明”的制度上来。这也是确保中共及中国政治能够真正告别封建意识，走向现代体系的重要基础。如若不然，一个“新四人帮”在费劲千辛万苦打掉了，还会有下一个级别不等的“四人帮”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