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我们所尊重和爱戴的领导人。他在疾病袭来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时候,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在耀邦发病之后,立即叮嘱耀邦切不可起身走动,叫工作人员赶快请医生,在医生到达并开始工作后,决定中断会议,转移会场,以便为耀邦提供安静的抢救环境,这些都是事实。我作为目击者,有责任将亲眼所见讲出来,留给历史。本文摘自2012年第8期《炎黄春秋》,作者鲍彤,原题为《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
前几日,偶然间看到贵刊2010年第2期,上面刊有一篇王敏清局长的署名文章,题目为《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读过之后,感到文中所谈的当年胡耀邦同志发病和抢救经过不够完整,有的与事实有相当出入。作为当年耀邦同志发病现场的目击者之一,我认为有必要致函贵刊,对这一历史瞬间的事实加以厘清。
该文在前半部分,驳斥了几种社会上流传的关于胡耀邦同志发病过程的说法,认为他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为了“以正视听”,作者叙述了他的经历,说,“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之后,立即乘车赶往中南海,参加了抢救胡耀邦的过程。作者说他“当时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局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又是第一时间到达中南海现场的当事人,并处理了抢救胡耀邦的全过程,直到把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病房。”对于作者的身份,我不是很清楚。仅就其上面叙述的经过来看,至少他没有参加那个“全过程”。因为,耀邦同志发病的时间,不是中午12点前后,而是比作者得到通知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甚至更早一些。
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取教委党组起草的关于教育改革文件的汇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列席了会议。胡耀邦坐在椭圆桌这头,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坐在那头。我们这些列席会议的人员坐在后排,我所坐的位置距离耀邦同志仅3~4米左右。
会议刚开始不久,我估计不到10点,耀邦在座位上,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向紫阳挥手,说:“紫阳同志,我这里不太舒服,要请假……”紫阳见耀邦用手按着心口,就问:“你是不是心脏有病……”耀邦一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边说:“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次出差……(我不记得耀邦是说‘湖南’还是‘江西’),他们(那里的医生)说我……”紫阳说:“你如果有心脏病,现在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站起来,不要移动。”紫阳立即叫中办马上找医生。这时,耀邦已疼痛得说不出话了,靠在椅子里。紫阳问:“谁有心脏病的急救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在座位上犹豫了一下,说,“哦,我有,我没有心脏病,从来不带这种东西,不过老伴一定要我带”,于是从包里找了一个急救包出来。可是在座的人都不知道急救药应该怎么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知道,站起来讲解。
至于药是不是给耀邦服用了,我不清楚。反正中南海的保健医生、护士带着仪器药物很快就赶到了,立即投入抢救。又过了一会,看到医务人员在紧张工作,赵紫阳松了一口气,说:“我们腾地方,这里需要安静。为了保证对耀邦同志全力抢救,我们大家转移到勤政殿开会。抢救工作请家宝同志留在这里主持,有什么情况随时到勤政殿报告。”大家都依言迅速离开会场。后来,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温家宝到勤政殿报告:“抢救过来了。”会议结束后,紫阳留下家宝,又详细询问了情况,叮嘱在可能时尽快转送医院。
这就是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同志发病的经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贵刊所发的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是作者在当天中午12点之后的经历,但是耀邦在两个小时前发病的第一时间,作者并没有在现场,他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完整;他所否定和指斥为“臆造”的一些说法,有的是事实,有的与事实接近。
最重要的问题是,作者说,“我在做保健工作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重病抢救中,从未见过有高层领导人在抢救现场指挥。”作者这些话,对其他人的抢救,想必符合事实,唯独不符合抢救胡耀邦的现场。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在场,和我同坐在后排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等列席会议的人员,都看到了,可以证明,大家都非常关心耀邦同志的安危。而且,作者还进一步说,“领导人我一个也没见到!难道他们见我来,都撤离了?”这句话不知道作者想说明什么问题。
胡耀邦同志是我们所尊重和爱戴的领导人。他在疾病袭来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时候,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同志在耀邦发病之后,立即叮嘱耀邦切不可起身走动,叫工作人员赶快请医生,在医生到达并开始工作后,决定中断会议,转移会场,以便为耀邦提供安静的抢救环境,这些都是事实。我作为目击者,有责任将亲眼所见讲出来,留给历史。
2012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