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出狱后 收到巨额外汇之谜

　　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后记”中写道：“一九八六年一月，我从秦城监狱十八年刑满释放，定居上海不久，就有一家美国的出版社找来，并先将四十万美元的版费先行打到银行我私人的账号上，要买下我《回忆录》的版权。我知道他们想要我写什么，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立即退回了他们已汇到我账上的四十万美元。”历史学家程映虹就对此提出质疑。本文摘自《亚洲周刊》，作者江迅、项惟，原题为《<戚本禹回忆录>出版前后》。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从左至右）合影（图源：浙江图书馆）

　　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回忆录在去世后面世，他在临终前在病牀上完成了全书的修改审定，以其文化大革命重要参与者的独特视角和丰富史料，为后人解读文革史。

　　这是戚本禹生前收到的最后一条手机微信，昏迷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重症室的他却没能看到。戚本禹，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在中南海度过十八年政治生活，却也付出十八年牢狱生活的代价。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五十三分，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长敖本立从深圳发给他这条微信：戚老：您好，向你报告，您的回忆录分上下两册，精装已出版，不日即上市。祝您早日康复。同时发给他《戚本禹回忆录》封面照片。翌日，早上九点零四分，敖本立收到戚本禹家族给他的微信：今天早上七点五十八分（指戚本禹）走了。

　　一年前，《张春桥狱中家书》的出版就在中外史学界和左、右翼之间引起反响。有学者认为，《戚本禹回忆录》以其文化大革命重要参与者的独特视角和丰富史料，为后人解读文革史。戚本禹最终没能看到回忆录出版，但在“五一六通知”五十周年、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这位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位离世的成员，已经用他心血留下一座值得挖掘的富矿。《戚本禹回忆录》出版没几天就热卖中。不过，书中的一些回忆记叙的细节已经引发争议。

　　书中“后记”写道：“一九八六年一月，我从秦城监狱十八年刑满释放，定居上海不久，就有一家美国的出版社找来，并先将四十万美元的版费先行打到银行我私人的账号上，要买下我《回忆录》的版权。我知道他们想要我写什么，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立即退回了他们已汇到我账上的四十万美元。”

　　历史学家程映虹就对此提出质疑。程认为，作为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戚本禹的回忆录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出版，一定有它的价值，哪怕不是在史实而是在观点和视角的意义上。但这段话却让人起疑：这事可能吗？一九八六年，中美之间私人金融交易已经到了能一下就接受四十万美元转帐的地步？戚本禹刚出狱，就有了这么个能接受数十万美元的私人银行帐户？“美国人”不但马上就知道，而且未经他同意，也就是甚至不知道转账讯息就把巨款汇了过来？“四十万美元三十年前是个什么概念？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美国有哪家出版社出得起这个价钱？何况在没有取得作者同意之前就转账”，“注意，当时他的回忆录八字没一撇呢”。

　　对此，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编辑向亚洲周刊解释说，当时戚本禹已经病重，为尽快出版此书，赶在文革五十周年前夕出版，书中有些细节还需要再三审核，比如四百三十九页说，西安交大李世英跳楼自杀，现查证应是吃安眠药自杀，将会在再版时注释纠正。至于后记中写道美国一家出版社汇来四十万美元，经反覆查证早前录音，应是二十七万美元，当时作访谈时，戚本禹说话已经难以辨别清楚，整理后记时可能误听了。戚本禹在后记中也说，“仅凭记忆，难免有不准确、不完整，或是遗漏的地方”。

　　《戚本禹回忆录》是戚本禹从二零一一年起在深圳等地，由彭伟、孟繁华、郭亚馥、高海清、冯国治、汪晖等友人帮助下，不时断断续续回忆成文的，二零一五年底，戚赴深圳再做书稿修改审定工作。二零一六年二月因病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胃癌晚期，并已扩散至肝脏、胰腺，医生说余生时间仅可以天来计算。戚本禹从容面对生死，看到诊断书时相当冷静，毅然决定放弃手术，只做保守治疗以加紧完成回忆录。三月四日他病情迅速恶化，回到上海接受最后治疗，在病床上终于坚持完成了全书的修改审定。四月二十日清晨，在听到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已将《戚本禹回忆录》交付印刷的消息一个多小时后，七点五十八分，这位八十五岁文革老人离世。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在香港注册已经六年，出版的文革题材和文革名人撰写的书籍有：《清华蒯大富》（作者许爱晶）、《找寻真实的林彪》（作者丁凯文）、《孔子批判与论语译说》（作者关锋）、《林彪军事文献》、《林彪》（作者张学祖、张健）、《王大宾回忆录》、《锁在云雾里的江青》（作者秋石客）等。五月十一日，出版社董事长敖本立在深圳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专访内容：

　　你怎么会谋划做文革出版的？

　　我们在香港注册六年，出了很多书。我们出版社成立的目的就是还原事实，我们不持观点，无论是左派、右派的书都会出。我们都是文革亲历者，我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现在叫中央财经大学，我是文革造反派。文革时我在秦城监狱关了四年，因为“五一六分子”。我一九七零年遭隔离，我不承认我是头号“五一六分子”，就被抓了，叫做“抗拒从严”，在秦城关了四年，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

　　抓“五一六分子”，戚本禹就是后台黑手啊？

　　对，他是后台，所谓“五一六分子”实际是编造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是指一九六七年北京一度存在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织，说他们利用“五一六通知”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后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成千上万干部、学生无辜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有的被迫害致死。后来当局又说没有“五一六分子”，也不承认逮捕过我，那是开大会宣布逮捕的，关到秦城，竟然说不是逮捕，坐牢只是隔离审查，完全没有道理，然后文革中好多事情我们都是亲历者，希望戚本禹把历史真相写出来，在历史中，这个人可能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我们要的是真相。胡编乱造的书，我们不出，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观点可以不一样，但都是要史实，还原历史，保留历史。

　　你怎么看人们用笔记叙那场文革，从出版角度看，出现什么趋势？

　　我认为写文革已经经历三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刚粉碎“四人帮”，都叫做控诉，都是自己怎么讲述别人。第二个阶段就是演绎性的，像所谓传记作家师东兵，他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是很多都是演绎的。包括毛怎么说的，你又不在现场，你怎么知道。都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想要塑造一个人。现在第三阶段，大多是亲历者的回忆录，写自己感受。再下一个阶段，我认为就是研究者的研究了。不是说回忆都是准确的，因为很多人的回忆都是选择性的回忆，自己不舒服的东西就不讲，都有选择的。我们就希望戚本禹把经历的文革写出来，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文革，不管是拥护还是记恨毛泽东，都应该说事实。事实不应该否定，我经常引用戚本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讲历史的，历史观点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我和他说，写回忆录他和别人不一样，他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写东西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他在后记里也特别强调史料真实性。他希望将来档案解密，能够佐证他说的一些事情是真实的。

　　能不能说说这本回忆录的最后成书经过？

　　今年二月十六号，戚本禹原本买了二月二十日机票，回上海处理孩子房子的事。去的时候身体不适，我就先陪他去医院。港大医院一检查就叫他住院，当时他的整个血色素只有四，是正常的三分之一，医生说，你上了飞机就可能下不了飞机，要马上住院，当时采取输液，做胃镜，二十四日确诊胃癌腺癌，转移肝脏，当时大夫跟我说，最快也就两三个月。确诊后就决定回上海治疗，当时坐火车去，只有周六周日有软卧，所以订了三月四日火车票。我和我太太，还有他女儿一起随他去了上海，翌日他就进了第六人民医院。病情发展很快，在回上海后不久，就什么都不能吃了，喝水都要吐出来。我四日去，八日就回深圳了，要抓紧操作这本书的出版，二十日我又去上海跟他报告，他基本确认这本回忆录可以出版。我即去北京请文革专家审阅，三月二十六日，我在北京请专家看稿，他在上海医院，戚老最后一次与我通电话，但他已经说话不清楚了，他妹妹在他旁边。他说，这书可以出了。当时我说，世界上不会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我和戚老讨论过好多次，一本书永远可以修改，没完没了的修改，那书永远都出不来了。这书出来后，我们确实已经发现有几处错误。

　　能举例说说吗？

　　回顾历史，仅凭记忆，难免有误。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再版时会据实修正。戚老在这点上是不错的，他善于接受其他人的意见，学者韩刚对档案材料的掌握很专业，他对书中讲述提过两个修改建议，戚老都接受了。第一是关于江青年龄，一般都说一九一四年，韩刚说他看过组织部江青登记档案纪录，是一九一五年，是自己登记的。还有就是“五七指示”在哪里印刷，一开始说杭州，但是当时查报纸，毛泽东是在上海接见外宾，也就在上海印刷的，这些细节戚老都接受了。戚老写作非常认真，注重细节，包括毛泽东讲“五七指示”时坐什么位置，我和他现场演示。当时他坐在什么位置，能正好看到江青出来。

　　在书上那幅图片，三月一日戚本禹的字迹还很清晰，叶永烈在上海去医院看他，那是二十天后，他的字完全看不清楚了。再说，戚本禹应该称呼“毛主席”，不会直呼“毛泽东”，因此就有读者在网上质疑戚本禹书上那字条的真伪，你如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