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击“能吏”中共官场“绿林时代”终结

　　北京时间5月30日，江苏省原常务副省长李云峰的“突然落马”，再次引发了外界对江苏官场的关注。曾几何时，江苏官场盛极一时，苏南模式更成为各地效仿的对象。但近两年来，诸多带有“江苏”标签的官员纷纷落马，他们曾经政绩优良，能交出一份漂亮的地方GDP数据，个别的甚至还是坊间公认的“能吏”。

　　而这些“好同志”的渐次陨落，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共吏治的演变走向：GDP决定一切的“绿林”时代将面临终结。

　　譬如其中的“好同志”仇和自不必多言，从宿迁到昆明，一路的大拆大建，造就了多地的“经济奇观”。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地方吏治也在他的铁腕下，以人治的高压方式，得到整肃。干事的能力，不容置疑。他曾在当着千余位地方干部与县公安局长吵架，几天后将后者调离并在公安系统大换血，仅1997年一年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此举自然使民众和舆论感到大快人心，同时也对他所在的官场群体造成较大冲击。

　　而季建业主政地方后亦以“大拆大建”的“敢干”风格而著称，在扬州工作之初，全城大规模翻新“修旧”，当时城建规模工程量很大。扬州市民曾送其“拆迁市长”称号。2009年8月26日，季建业来南京市任副市长、代理市长职务，沿袭以往的执政路线，他一边高调宣称“进了中山门，就是南京人”，一边迅速启动“三中路改造”，此后，砍伐梧桐树、拆城西干道、投巨资上马雨污分流等大量工程，南京这座古城不断被“开膛破肚”。

　　与之相较，南京原市委书记杨卫泽更是“雷厉风行，个性鲜明”，连季建业在其面前也不敢有二话。据接近江苏省政法领域信源表示，在处理无锡市因拆迁引起的警民冲突时，杨卫泽甚至命令“狙击手就位”。

　　除狠辣外，起于草根的杨卫泽亦以勤政、干练示人，展现了自己在相同领域的见识和实绩。在无锡的7年，杨卫泽彻底改变了这个城市的格局。一位无锡官员曾称，没有杨卫泽就没有当下的无锡。“此前的城市规划多是在旧城小大小闹，杨卫泽敢干也能干，环城高架和惠山隧道开通后，无锡的城市格局一下子打开了。”早在其苏州市长任上，杨卫泽在规划城建领域也证明了自己的远见：2004年6月第28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前夕，苏州的内环高架相继建成。内环路在苏州市民的非议中修建，最终改善了这座千年古城的交通状况，如今多名苏州民间受访者感念于此。

　　由江苏官场“能吏”而及其他，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亦曾“铁腕拆违”，自称住所租金600元（约合100美元），游泳龙舟比赛常胜；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几乎将铁道部经营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涉及周永康案的原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李拆城”之称。另外，中共十八大之前落马的重庆市委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及其下属、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更是此中“翘楚”，唱红打黑为全国所瞩目。

　　在唯GDP论、单纯的注重经济发展数据的时代，上述“个性官员”的“绿林行事风”在改革初期为冲破固有体制的束缚起到了不小作用。由以往的政绩观来衡量，这些官员赢得了政绩、获得了“万民拥戴”、得到了更高级官员赏识等，一举多得。凭着这些资本，他们得以成为“能吏明星”，仕途“一路惊喜”。

　　但这个破坏旧体制的过程，伴随的是日渐庞大的任性权力。而今时不同以往，中国发展到今天，仇和式官员显然需要收敛个性，走法治的执政之路。否则只能被时代所抛弃，甚至在权力任性的惯性下越走越偏。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履职业绩亮点频现的仇和式能吏，终因触碰党纪红线而被拉下马。“一俊遮百丑”的时代终结，业绩将不再是官员的万能“护身符”。所谓“能吏”，习近平也重新定义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