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容易得癌症？

　　近十几年来，癌症有如邪恶精灵突然从潘多拉魔盒里窜出来，在人们身边肆虐开来。

　　“去年我们医院门诊量有70多万，我2008年来的时候才二三十万，每年近十万的增长，”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副主任代敏向本刊记者感叹，“太不可思议了。”

　　中心公布的《2015年肿瘤登记年报》显示，2011年中国新增癌症病例约337万例，相当于每分钟就有6个人得癌。按照惯例，2015年年报的数据是依据2000年到2011年的数据作出的趋势分析。而该中心向本刊提供的最新数字显示，2015年，全国癌症发病率为429.2万例，其中肺癌发病率为73.33万例，居首位。

　　“2000年以前，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是传染病的事，慢性病是2000年以后才开始说得多起来”，代敏预计，未来一二十年，癌症发病率还会持续走高。

　　穷癌，富癌

　　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遗传对于癌症的贡献率不足20%，其他80%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世卫组织认为，40%以上的癌症是可控的。

　　中心的数字来自全国300多个肿瘤登记点。这些登记点分布在农村和城市，前者到县一级，后者到区一级，按照规范化流程和方式来收集肿瘤信息，能覆盖10%—20%的人口。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发布研究报告称，2012年，中国的发病个案几乎占了全球一半，高居首位，并预测2035年全球新癌症病例将增加近一半。

　　在代敏看来，全球癌症高发，和老龄化程度增长有关，中国显然未能幸免。

　　印度裔美国医生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中指出，癌症之所以在历史上缺位，首先就是因为这是一种和年龄相关的疾病，其发生率呈指数性地随年龄增加。比如患乳腺癌的概率在30岁左右的妇女中是1/400；而70岁左右的妇女，每9人中就会有1人患乳腺癌。在古代社会，人们长期受到肺结核、霍乱、天花等疾病的威胁，往往还没得癌症，就死掉了。

　　癌症被科学家们认为是一种现代病，是“典型的属于20世纪的苦难”，是“过度”的变态。它侵入组织，在敌对的环境下，建立领地，在某一器官中寻觅“庇护所”，然后转移到其他器官。它疯狂地求生存，寸土必争，还具有防御意识。如果说人们在寻求长生不死的话，那么，癌细胞也在寻求长生不死。

　　在中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癌症谱系也发生了变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还是以消化道癌症为主，即“穷癌”，2000年以后，开始向发达国家靠拢，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升较快。到现在，肺癌位列男性发病和死亡率第一位，女性发病首位则是乳腺癌，基本和全球保持一致。若按照城市和农村划分，在2015年总发病率上，城市比农村高出32万。

　　很显然，这一数字佐证了“癌症和生活水平提高有关”的说法。“癌症相关因素在城市聚集比较多，比如胖的人多，生活压力大的人多，快速富起来的人多，且老龄化程度相对比较高”，代敏告诉本刊记者，但若从死亡率上比较，农村则高于城市。毕竟，肿瘤的有效化治疗、规范性治疗在农村还比较差。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仍然被公认为导致癌症高发的原因之一。

　　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遗传对于癌症的贡献率不足20%，其他80%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世卫组织认为，40%以上的癌症是可控的。在中国癌症主要危险因素归因危险比上看，病毒感染、吸烟、水果摄入偏少、饮酒、蔬菜摄入偏少、职业均榜上有名。比如吸烟，30%以上的肿瘤是吸烟引起的。具体到肺癌，百分之七八十和吸烟有关。

　　具体到癌症在各个省份的分布及种类，则还没有来自官方的权威数据。

　　“各个地区的标准不一样。比如北京做得好些，是全人口覆盖，但河北可能只有几个点的数据，这就不那么可比，”代敏说，要等到最新版的癌症地图出炉后，才可以清楚地进行比较，“要把各地数据调整到同一个水平去比，各个癌种的情况等等就很清楚了。源数据来自我们，但还需要中科院等机构配合，工作量非常大。”

　　环境致癌？

　　“环保部有环保数据，我们有疾病数据，但这两个部门的合作机制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

　　距北京43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夏垫镇二里半村，村民冯军为水污染一事奔走了十年整。

　　15年前，冯军承包了一个鱼塘。几乎与此同时，一家轧钢厂也建起来。该厂的污水排放管道距他家的水井只有三四十米。2006年，冯军的大女儿患上了急性白血病。次年6月，大女儿病逝。

　　冯军将其归因为轧钢厂排放含砷、锰的污水污染。此后十年，他不断上访、求助各种媒体，甚至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做了一张近十年因癌症致死的名单，有30多人。在他看来，这该称得上“癌症村”了。

　　近十几年来，“癌症村”三个字频频见诸媒体，亦有人总结出中国十大“癌症村”。

　　在民间，有关“环境是否致癌”的调查研究悄然展开着。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和她的团队曾用八年时间完成了《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

　　以淮河一级支流沙颍河流经河南沈丘县为例，2004年到2006年，研究人员发现，当地的儿童(恶性)肿瘤死亡率是188.81/10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120/10万左右。而在改革开放前，沈丘县却是个没有污染的典型农业县，肿瘤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杨功焕等人在每一个沿河流域调查点，除搜集当地居民的饮食、饮水、抽烟、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数据，还会找到周边远离河道，农田灌溉及饮用水不是来源于淮河水的地方作对照。等量的人，跟踪监测同样的指标。

　　同样以沈丘县为例，三年数据比较下来，在饮食、烟酒等习惯相当的两组人中，研究区消化道肿瘤(如食管癌、胃癌)患病率，相当于对照区的5倍。

　　杨功焕认为，这一比对使得水污染的致病因素明显浮出。

　　她的研究可以看做目前学术上对“癌症村”最权威的解释。甚至在环保部2013年2月份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也首度承认了“癌症村”的存在。然而，在历年全国肿瘤登记年报中，始终未找到这一描述。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代敏显得格外谨慎。“我们一般比较回避。从现有数据看，癌症发病率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数据比较缺乏”，她给出的理由是，这需要大量数据支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想得到这种观点性结论，需要样本相当大，“所以我不敢妄议其中关联度有多大，但是又不能否认，因为危险因素上来讲，是有机制存在的。”

　　而大量前瞻性研究之所以难以开展，则由于环保部和卫生部一直没有建立起合作机制。

　　“据我们了解，这些数据的监测环保部都比较少，他们下属的一些部门数据又不一定都开放。他们有环保数据，我们有疾病数据，但这两个部门的合作机制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有相关人员对本刊指出，“我们只是看到在一个地方，病例聚集性出现了。但是否和环境污染有关系，这个不清楚。”

　　至于人们普遍关心的雾霾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代敏明确认为，至少目前的肿瘤高发和雾霾无关，“肿瘤不是三五年长成的，尤其是肺癌，怎么也需要十年二十年。而北京的空气雾霾大概是从2008年以后才比较严重的，如果之后的五到十年，发病率一下子上去了，这个肯定和雾霾有关。”

　　死亡率有望降低？

　　肺癌筛查在美国帮助其降低了20%的死亡率。代敏曾经想过，美国的机制是否可以在中国复制，但她很快发现根本没这个可能。

　　另一个摆在中国肿瘤研究人员眼前的难题是，癌症在中国的高死亡率。

　　2015年，全国癌症死亡病例数为281.4万例，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这其中有癌种的关系。在欧美国家，高发的癌症除肺癌外，还有甲状腺癌、膀胱癌、前列腺癌等，原本预后生存会比较好。而在中国，按照发病率排名，男性前五位为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女性为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胃癌和肝癌，预后情况很不乐观。

　　此外，代敏看来，是在原本严峻的情况下，没有做到早期发现和诊断。

　　“老百姓首先没这个意识，不认为肿瘤可以早发现。二是认为自己和肿瘤没关系，觉得是盲目宣传，提起来还挺晦气。三是缺乏整体机制，付费机制没有，服务机制也没有。所以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据代敏透露，在医科院肿瘤医院例年体检中，总能发现肿瘤病例，但因为发现及时，预后都比较好。

　　代敏在采访中提到她在美国的经历。美国的全科大夫会定期提醒你去做肿瘤筛查。因为一旦到了晚期，医保公司是要付费的。保险公司不允许你不做，政府也不允许。这样的筛查通常由专业医生来做，并且可以理所应当地向老板请假一天。

　　事实证明，早期筛查是有效果的。肺癌筛查在美国帮助其降低了20%的死亡率。在中国，食管和胃的筛查，同样可以降低30%—40%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代敏曾经想过，美国的机制是否可以在中国复制，但她很快发现根本没这个可能。

　　“它所有的调控都是保险公司调控。刚才说的筛查，全是医保在支撑。你去不去参加筛查是全科大夫或者妇科大夫的服务内容，这对医务人员来讲，是他们工作量和信誉的评估。医务人员不会去开额外的单子，因为这部分由保险公司来评估。保险公司参照的是每年都要出的国家规范化诊疗指南。符合指南的能报销，不符合的不能报。而哪个大夫开的单子有问题，又要影响他的信誉。”代敏解释道，中国的医保体系尚不完善，无法支持如此复杂的工作。

　　不过，除了以上看似悲观的情况外，也有让人稍为宽慰的趋势。

　　“我们预测，随着老百姓健康意识的提高，政府开始推的一些筛查项目，以及医学发展和对医务人员不断培训，未来癌症发病率继续升高的同时，死亡率会减少”，代敏说，这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这部分人活着，但丧失了劳动能力。

　　这一可预见的未来让人想起著名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Bunuel）的话，“更可怕的死亡是那种依赖于现代医学苦苦维持的生命，那种永不结束的慢慢的苟延残喘。以希波克拉底的名义，医生们创造了一种对于人类来说最为精致优雅的折磨：存活”。

　　生存还是毁灭

　　正版药吃不起，就吃印版药。连印版药也吃不起，只能选择原料药。还有一些什么药都吃不起的人，四处找偏方，蟾蜍、蜈蚣，什么都吃，也因此发生过中毒现象。

　　生存还是毁灭，也成了摆在许多癌症晚期患者面前的选择题。

　　“你们知道吗？我连自杀的工具都准备好了，父母每天抱着我让我为他们坚持，其实我也是怕死的，只是觉得疼痛和现在活得太不像个人了”，一个近500人的癌友群里，新入群的小贝连发了几段话。

　　小贝还不到30岁，浙江人。2013年3月底，因一场意外的小车祸去拍腿部X光片。拍片时，她撒娇卖萌地求拍片大夫顺便拍下肺。结果出来后，她被要求复查，小贝没当回事。4月1日，她一个人跑去做了CT，抽了血，这才得知命运和她开了一个大大的愚人节“玩笑”。

　　“医生和我父母说已经是晚期，做不了手术，可能只有半年时间”，小贝说，进一步检查发现是中期，而且是个很奇怪的类型，肠型腺癌。所有传统治疗无效。小贝的父母给她用尽了所有医生说的最好的药，由于是进口药，全部自费。原本退休的母亲又重新工作赚钱。

　　该癌友群群主“温柔姐”向本刊记者解释，在这个群体中，有钱人的选择更多。比如去国外就医或参加国外临床，用上国内没有上市的药。而普通家庭在病情的瓶颈期，可选择范围就比较小，风险也会更大。正版药吃不起，就吃印版药（印度仿制药）。有些患者连印版药也吃不起，只能选择原料药，这就有遇到假药的风险。还有一些什么药都吃不起的人，四处找偏方，蟾蜍、蜈蚣，什么都吃，也因此发生过中毒现象。“所以我们只能提醒自己，不要病急乱投医，要冷静再冷静。但有时即使提醒了，可能也没用，因为一些忽悠太诱惑想活命的人了，”“温柔姐”说，魏则西事情曝光前一天，群里还有人在问他所做的这种疗法，因为挂牌的都是三甲医院，“其实大家都挺感谢魏则西，如果不是他的事件曝光，可能还有更多病友前赴后继做这样的事。”

　　尽管已经花掉了几百万，欠了一屁股债，小贝的病还是很快转移到了脑部、支气管和卵巢。而今，家里打算卖掉唯一的房子，到香港给她买目前最好的免疫治疗药，一支3-4万。

　　癌友群里也不乏一些让人振奋的案例，有人患淋巴癌十年，脑部做了7次伽马刀手术，依然很好地活着；亦有人在身患癌症的同时爬山、骑行、跑马拉松，用各自的方式坚持着。“我们的初衷是什么？是活啊！是活下去啊！”群主“温柔姐”疾呼。她说自己建群的目的，是要结伴同行，让彼此资源共享，彼此慰藉及分析现状，而不是要让对方成为自己，按照自己的路去走，“选择怎样的路，则交给对方。各人自己的命自己用手心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