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民主擦肩而过 土地才是核心

　　五年前的乌坎事件被冠以“民主典范”的头衔，现在这个称号有回潮的迹象。民选的乌坎村委会主任林祖恋日前因为涉嫌“受贿”被捕，并于6月21日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表态“认罪”。上千乌坎村民因此游行示威。同时林祖恋的孙子先是被拘留，获释后自行停用微信账号，村民认为其中有“难言之隐”。

　　新一轮乌坎风波让不少西方媒体想要重弹“民主”的旧调，乌坎村民对于土地问题的诉求反而被掩盖。事实上，乌坎村民寄希望的是由真正代表民意的村委会去替他们要回土地，与民主并无直接关系。应该说，乌坎村民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误打误撞地遭遇了“民主”。只是由于这个话题太过“耀眼”，反而让很多人忽视了其中涉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真问题。

很多西媒习惯性将乌坎问题视为民主问题，而忽视农村土地制度的真问题

　　乌坎成为事件

　　在2011年9月乌坎事件爆发之前，乌坎村民已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有过十几次上访，要求将原村委会贱卖的土地收回。因为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才有了当月21日三千多村民游行请愿、封堵公路。在乌坎村民的诉求当中，核心是土地问题，虽然也提到了“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公开村务、财务状况”，但重要性明显靠后，且不能将之等同于“民主”。

　　但是随后的事态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由于陆丰市政府派来的工作组并不能让村民信任，村民自发组织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继续游行示威。2011年12月，陆丰市政府对外宣称“村民的诉求全部解决”，同时将“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定性为非法组织，还拘捕了5名成员。这样的处理手法引发村民不满，在随后的集会活动中与武警发生冲突，而汕尾市政府尝试用警力强行进村的做法让村民的抵抗情绪迅速升级。

　　彻底引爆火药桶的是被捕的“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副会长薛锦波在关押3天后死亡。虽然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心源性猝死，已初步排除其他死因”，但乌坎村村民却深信薛锦波生前曾遭刑讯逼供，被警察殴打致死。警民双方的对峙进一步升级，乌坎村民喊出“要求中央政府介入”的口号，汕尾市政府则警告“严惩煽动村民闹事之人”，并指挥警力封村、断水、断电、断粮。网上甚至出现了解放军第41、第42集团军紧急向乌坎方向移动的传闻，不过陆丰市新闻办主任对此予以否认。

　　西方媒体的民主叙事

　　世界各国记者从村民与武警发生冲突开始陆续进入乌坎。这其中，很多西方媒体是嗅着人权问题的气息而来，但随着薛锦波的死亡、乌坎村被封锁、村民打出“反对独裁”“开放选举”“打倒贪官”之类的标语，他们发现了有关“民主革命”的新内容。

　　如果当地政府最终以“强硬维稳”的手段将事情压下去，无非就是让西方国家在攻击中国时又多了一个理由。然而到了12月18日，西方媒体记者开始感到“出乎意料”。汕尾市党政主要领导一改先前的强硬态度，先是与乌坎村500多名代表见面，紧接着举行乌坎事件媒体见面会。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将乌坎事件定性为“村内利益纷争”，而非“暴乱”，并表示将由政府出面协调、赔偿征地者损失。

　　随后，更高层级的政府开始参与解决乌坎事件。12月20日，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陆丰发表讲话，称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大多数群众的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只要有诚意解决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谈，政府保证出来对话的代表人身安全，来去自由；只要不再闹事，政府承诺不会进村抓人；乌坎村有关“领导人”在两个月内不再妨碍公务，向政府说明问题和争取立功，可以既往不咎。他要求政府工作组在接下来的处置工作中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民意为重；坚持群众为先，依靠群众解决乌坎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全力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优恤工作；坚持阳光透明，及时公布调查处置工作的进展情况；坚持法律唯上，依法依规，讲情讲理，妥善解决问题。

　　与地方政府通常对待群体性事件“死硬到底”的处理方式相比，广东省政府充满人性化的柔性处理方式在当时的确不多见。当然，细看朱明国与郑雁雄的讲话，其在释放诚意的同时并非无限制地让步，但西方媒体普遍没有看到中共当局处理群体性事件“一手硬，一手软”的新尝试，反而陷入了“革命成功”的自我想象当中。2012年1月到3月，乌坎村又以正规程度、公开透明程度远高于一般基层乡村的选举方式与选举程序，先后产生了村民选举委员会与村委会，被西方媒体称赞为“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推进过程中的典范”。

　　不是民主，是土地

　　不可否认，乌坎村民的利益诉求与民主选举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但从最初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乃至后来每一步的“民主程序”，其内在指向都没有直接涉及“民主”，只是随着事件的发展一步一步与“民主”扯上了关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媒体在兴奋地宣称“民主典范”时，头脑中的模板是“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潜意识里存着“平民反抗强权专制”的叙事模式。而在乌坎事件中，村民接受媒体采访时普遍强调，自己热爱共产党，只希望北京的高层领导能来到乌坎，依法惩办腐败的地方官员：“我们只是对土地问题提出抗议，我们是党员，是团员，请政府和媒体不要再夸张我们的性质。”朱明国在率领工作组进入乌坎村时，还受到乌坎村民夹道欢迎。

　　事实上，无论是“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还是后来的一人一票产生的村委会，乌坎村民的核心诉求都是找出一群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的人，向上级政府讨回未经村民同意就被贱卖的土地。尽管有西方媒体的大肆渲染，以及确乎实施了的民主选举程序，但村民“问的最多的是，民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民主只是乌坎事件的附属品，而不是目的，甚至没有“顺便”建立一套博弈规则的意愿。

　　而当民选的村委会不能实现讨回土地诉求，“民主典范”就显现出了混乱。根据大陆官媒人民网2013年2月发布的一篇报道，被上届村委会违法盗卖的土地有一万两千亩左右，其中已经办理国土证的有七千亩。除非花钱买，否则光从行政方面做做工作就想把这部分土地要回来，对民选或非民选的村委会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剩下的五千亩土地按照村委会的说法，2012年收回了三千多亩，剩下的会在2013年年内全部收回。而已经收回来的三千亩土地到底是转让还是租赁，乌坎村里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想法，村委会就没有办法在土地上获得任何的收入，而村民更是没有在土地上拿到一分钱的回报。

　　“土地收回来了，却看不见收益，村民们的热情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怀疑。” 一位村民在2013年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新村委会）什么也没有讨，也没有向乌坎人民交代”；“最好大家都分一点”，“分地与分钱都可以”。村民的质疑导致与村委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加剧，2012年全票当选村委会主任的林祖恋曾是村里人人敬重的“林叔”，2013年却对媒体表示“我现在可以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什么话都很难说，里面错综复杂，我得处处注意，处处防备”，因为“村民经常对村委会的工作进行指责”，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还“拼命地攻击，拼命地抹黑，拼命地阻止”，“目的就是要推翻新的村委会”。而到了2014年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时候，乌坎村更是传出了“权斗”、“宗族势力之争”、两名村委副主任涉嫌受贿在选举前被警方拘押的新闻。

　　有大陆网媒对此评论称，“民主非但没有解开利益的死结，反而使自己焦头烂额。”一家英国媒体更是宣称“乌坎民主失败”。这些言论与当初一些人欢呼“乌坎民主的胜利”一样，显得“幼稚且情绪化”：有关乌坎的种种，成也“土地”，败也“土地”，“民主”更像是被临时拿上舞台的道具。或者说，乌坎村民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与“民主”来了一次“落花也无意，流水亦无情”的遭遇而已。

　　由于“民主”的话题太过耀眼，反而掩盖了乌坎事件背后的真正问题：要不回来的土地也好，要回来没法处置的土地也好，都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今天城镇化高速推进、农民与土地分离越发普遍的背景下，中国大陆正有无数个“乌坎”在上演类似的故事，只是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乌坎村主任林祖恋原本预计在2016年6月20日带领村民上访，更是“回归”了最原始的一招“把事情闹大”，目标只有两个字：土地。林祖恋因为涉嫌“受贿”在6月18日凌晨被捕，这个时间点固然有些蹊跷，但很多西方媒体又想把话茬往“民主”上引，着实令人不敢苟同。林祖恋被捕引发乌坎新一轮的风波，更多的是一种提醒：中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不进则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