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英国脱欧，重资英国的李嘉诚损失惨重，这一次，多谋多算的李超人失算了。
据彭博报道，2014年李嘉诚曾经表示，香港的贫富差距扩大及信任欠缺让他晚上无心睡眠，他还警告如果放任贫富问题不解决，类似“占中”的政治化运动恐成“新常态”。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由于对香港的政治前景缺乏乐观预见，李嘉诚就开始逐步撤资香港。
同样，由于李嘉诚的两个儿子，一个受过绑架惊吓变得自闭，一个桀骜鹰狡却傲慢不逊，皆缺乏与大陆复杂政界沟通的能力，难以适应大陆红顶商业的环境，再加上大陆经济下行的压力，李嘉诚不得不将投资重心转向文化上最重商、政策上最稳健的英国（也意味着政治风险最小）。
暮年的李嘉诚更注重财富的传承和稳定，这也是他重资英伦的原因。
不过，李嘉诚没有料到，即便是亚当斯密的祖国，也变得日益激进甚至有点仇富起来。当脱欧带来的资产抛售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商业超人即便身经百战，面对泛滥的仇富民粹，他又能走向何方？
欧洲大陆的商业环境日趋恶化，法国的“黑夜站立”带动的大罢工扫荡全国，意大利的激进政党“五星运动”抵触富人，德国的穆斯林难民问题日趋严重；即便是美国，民粹政治带来的商业风险也无法忽视；更不用说严重缺乏契约文化和法治精神的俄罗斯、中东与南美了。
企业家是恐惧风险的，它害怕不可预知，远甚过可见的成本。这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离不开当地的契约精神和私产尊重。没有前者，企业便将面临无休止的刁难和敲诈；没有后者，企业的财富将难以躲避政治风暴的吞噬。这也意味了企业必然会逃离那些缺乏契约精神和私产尊重的地方，并向往法治良俗之所（非秦制）。
就像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个企业家宁可忍受上海、深圳疯狂的地价成本，也不敢尝试去东北或者山西等地投资，因为他知道诡变无常的官员远比可见的地价更加可怕；而任何谨慎明智的投资者都没有胆量注资俄罗斯或者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当地狡诈的政府和贪婪的暴民，能够轻易地使他的投资血本无归。
要知道，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有赖其吸引企业的能力。只有企业多了，当地人民才会有就业机会；只有企业多了，当地人民才能享受房价升值和房租收入的好处；也只有民众富裕了，城市才会出现商业繁荣和生活便利，以及经济的真正发展。
反之，则会出现众所周知的恶果——由于无法吸引投资者以及富裕者的大量外逃：
尽管东北、山西有着优秀的工业基础，良好的人才素质和便捷的交通，但依然日渐贫乏；即便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好教育和人才，却不可逆地走向贫穷；尽管拉美国家和美国同时起步，但依然在绝望的边缘挣扎。
因此，一个民族的富裕和强大，永远不可能靠罗宾汉式的英雄通过“劫富济贫”来实现的。她必须拥有一个尊重契约和私产的良好稳健社会环境，让她的人民放心致富、敢于投资，不担心被对方毁约，不害怕被暴力没收，这是任何民族走向富裕的必备基础。此常识，既不会因民主或独裁而异，也不会因西方和东方而非。
然而，任何良好社会环境，都离不开政府对资本的约束。
资本是逐利的，这是它的本能。如果政府不能对资本的贪婪有所限制，那么它的扩张必然会损及民众的利益，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和极端政治，并最终毁灭一切。
资本给大城市带来就业和繁荣的同时，也同样会造成房价的暴涨，给底层大众带来绝望；资本给社会带来税收及福利的同时，也会无限制地鼓励低廉劳动力，抢夺民众的饭碗。当资本的贪婪一旦催生出足够的仇恨，就必定会使得政治共识崩解，从而使商业安全和经济繁荣荡然无存。
这是社会的基本法则，她绝不会因时代而改变。
今天，持续四十多年的资本全球化给予了世界新的繁荣、新的财富，但也制造了新的问题、新的动荡。现在，世界于激进中开始动荡，安定和法治正变得稀有。
也只有此时此刻，人们才能真正感受到那些伟大政治家的真正价值，如同李嘉诚在李光耀葬礼上感受到的那样。（王天逸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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