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漫淹下的中国：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鲍戈来稿： 

       序言

 　　一九九八年中國的江河也忽然寻衅滋事，兴风作浪，向中央挑战，让中南海一片慌乱。尽管总理朱熔基和副总理李岚清根据北京水利专家的判断，深信至少三年之内长江流域不会再发生特大水灾，并且已经开始忙碌着向国内外宣传：“今年上半年农业丰收已成定局”，而且是“历史上又一个破纪录的丰收”，孰料偏偏大自然不懂政治，拒绝“作美”——入夏以后，在集中着中國百分之四十人口、百分之三十五耕地和一百多座大中城市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水患泛滥，并很快演变成四十多年来罕见的全流域性洪灾。灾情甚至还扩展到素有“北方粮仓”之称的嫩江平原，重创国内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结果，全国有二十九个省市的二亿三千多万居民和二千二百二十九万公顷的农田受灾，倒塌房屋六百八十五万间，近二千万人痛失家园，伤病、失踪、死亡的人数达八十多万，估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千五百五十一亿元人民币。由于猝不及防，九江市政府情急之下命令以米袋、豆袋来抵沙袋之缺，动用仓内八百吨粮食填堵堤坝缺口，结果当洪水破堤淹没市区以后，幸运逃出的市民又面临粮荒的威胁。洪水冲破湖北省嘉鱼县境内的长江大堤时，还把守堤的二百多名驻军和近五百名民工一卷而走，而前往抢险的二十辆满载武警的军车也被洪水冲散，约有一百五十多名武警当即亡命。但是，为了保住二百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勇奉旨抵达荆州市传下江澤民和张万年的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违命退却者按军法论处。中央军委从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南京军区、空军部队、海军南海舰队、东海舰队、军事院校共调集三十二万名官兵以及五百多万名预备役民兵参加抢险救灾；湖南省监狱管理局还将关押在岳阳建新监狱的两千多名囚犯押赴堤坝抵死抗洪。洪水继续迅猛地向前挺进，沿途将弱不禁风的长江大堤及松花江堤防冲开数十个决口，来不及逃命者都成了水面上四处漂荡的浮尸。保卫东北大庆油田的三道护堤也被洪水逐一击溃，二千多口油井就地受淹。当嫩江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线二米以上时，防汛指挥人员向大庆市水利局询问确切水位，答复却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水位，因为我们的水文站都被淹掉了。”

 　　数十万解放軍正吃力地从老远搬运沙袋填江补堤，有的索性整队整队地跳入水中以人墙挡水，其悲壮场面或许能令四千多年前以治水闻名的大禹也为之动容。望着解放軍身穿救生衣，手拉着手以血肉之躯充当沙袋，在江中高唱“没有共產黨就没有新中國”，前来巡察的新总理朱熔基也不觉时光倒流，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大跃进时代”，不胜唏嘘抗洪方法之原始。江西省九江市的一名副市长早先曾向他保证“大堤稳若泰山”，但是仅隔了一个多星期，大堤便崩溃了。朱熔基找到那位报喜不报忧的副市长，厉声问道：“到底大堤内有没有放钢筋？”对方沮丧地坦白说，本来是应该放钢筋的，可是不知怎麽被偷工减料换成了竹条。总理盛怒之下要求彻查这一事件，从设计、施工到监工，每一个环节都要查。调查人员在大堤决口处发现，因堤身的混凝土根本不合规格，经水流撞击后便成了“豆腐渣”样的碎块，而嵌入其中的所谓主钢筋还不及小拇指粗，其余则是一些不顶用的竹条；更令人震惊的是，决口处附近还被九江钢铁总公司和庐山石油公司挖了一个大土坑——他们通过“疏通”市政府的审批环节，获得了可以在脆弱的堤坝旁任意刨地掘坑，兴建水上加油站的施工权，而掘坑后又长期不开工，也不回填压实，结果造成堤基不稳。六月二十六日广东省恩平市茶山坑水库副坝坝体也发生溃决，有三十四人死亡，而该水电站负责人吴国兴、吴仲荣、黎培景等人在在事发前便已知大坝早已渗水，形成了“牛皮胀”，却不及时处理，还欺上瞒下。此外，愤怒的灾民们还举报说，钱塘江下沙段工程承包者卢宝兴等人用行贿手段，串通杭州市堤塘建设管理处处长钱震中、杭州市水利建设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陈勇、下沙江堤管理处处长赵木兴、下沙标准海堤项目经理徐亚军和浙江省水利水电建筑监理公司经理颜国甫，将杭州市民为全面维修钱塘江大堤而踊跃捐献的建设款化为私有，在加固一段造价近五百万元人民币、按“百年一遇”标准设计的海堤时，大肆偷工减料，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入基础沉井，留下了严重的事故隐患。而六月二十九日发生在广东省南海市丹灶镇荷村的水闸堤段崩决事件，也已查明是由于丹灶镇水利所所长陈永安、镇黨委书记黄志文、镇长冯演祥以及南海市水利局局长邹铭祥等人玩乎职守，在选择水闸工程的施工单位时，私下收受没有任何施工质量保证资料的工程队所给予的“好处费”，以“先开工后审批”的违规程序交由其总体承包，而在施工过程中又无人监督其只开挖堤面三十八米而远未达到标准的六十八米、复堤时碾压不严实等隐患所致。这次事故造成了丹灶镇、西樵旅游度假区和三水市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二十三亿一千万元人民币。数月后，江西省彭泽县棉船镇金星村一带的长江大堤也突然倒塌，江岸上的汽车加油站、汽车轮渡码头以及居民住宅连同成排的杨柳树一起倾倒入江中，据知也是“豆腐渣工程”的肇祸。此外，一些边远省份的防洪设施也在这场洪水面前难遁隐弊，连连溃决，诸如西辽河水系的乌力吉木仁河大堤、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县新站镇发展村的江门河堤坝、杜尔伯特县的嫩江拉海段大堤、哈尔滨市松花江大桥引桥以及吉林省镇贵县的嫩江大堤，虽然有数百万军民奋力抢险，但最终都未能挡住滚滚而来的江水。消息传至北京，震惊了正欲前往沙软水清的北戴河开会、消夏的中南海首长们。经过一番不愉快的争论，国家主席江澤民扫兴地取消了他准备已久的日本、俄罗斯之行。

 　　其实中國的贪官们不仅蚀空了防洪堤坝，而且还蚀空了其它的重点建设工程。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办公室日前对全国七十八个国家投资项目进行检查，发现这些在建的重大项目几乎都存在工程质量隐患，施工招标工作符合规范的仅为百分之四，尤其是监理制度向来就形同虚设。许多项目的监理机构完全由建设项目的业主自己指定，或者监理机构与施工单位同属一个部门，还有一些建筑公司则根本没有聘请过监理单位。全国政协委员、建筑结构专家陈祥福向香港《大公报》透露，近年来全国每年因工程质量隐患和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至少在五百亿元人民币以上，而每一宗垮楼、断桥事件都与回扣受贿、垫支压价、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行业腐败行为有关。就在朱熔基站在九江大堤决口处大骂“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之后不久，李鵬委员长曾为之剪彩、江澤民總書記也曾大加夸奖“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志气”的“首都形象工程”——耗资数十亿元人民币建成的北京铁路客运西站，便出现金属顶棚塌落、行李房积水、旅客惊慌逃窜的乱象。另外据悉，重庆市桥梁工程公司下属某企业的下岗职工费上利曾通过行贿手段，轻而易举地使綦江县黨委副书记林士元将该县三座桥梁的建造工程交由其承包，结果这些“无立项、无报建、无开工许可、无招投标、无监理、无竣工验收”的“六无”工程接连酿成惨祸：其中已投入九百万元人民币第一期资金所建造的城北大桥，一遇洪水便被冲垮，四名行人遇难；另一座受力钢拱架结构也存在严重缺陷的“彩虹”步行桥，建成不久也突然间垮塌，桥体断裂成四大块，造成四十名行人坠江而亡，十四人受伤。而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耗资四亿二千六百万元兴建的浙江省宁波市甬江大桥也是在即将合拢之际，忽然发现主梁结构单薄，桥体上下晃动严重，桥板有两处断裂，结果只得忍痛决定拆除。云南省昆禄公路建成才十八天，就有一成以上路段的路基边坡坍方、滑坡，虽然已投资三亿八千万元人民币，但还得再追加一亿元整修。经调查发现，云南省公路局副局长徐克山、石安公路经营管理公司经理陈建国、昆明市官渡区交通局局长周绍明等一批手握工程审批权的干部都曾从路建工程中大捞了一把。投资三十二亿七千八百元人民币建成的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通车不到两年，也发现公路上的十七座大型桥梁中有十四座桥面都出现裂痕，无奈又要耗资三千七百多万元进行重新铺装。据省交通厅总工程师文发明证实，原来工程中所用的“金属扩张钢”的含钢量，仅为普通钢的三分之一。此外，由广西柳州市市委书记夫人“中标”主持建造、并已被评为“国家级优质桥梁”的壶西大桥在坍塌时，一块长达二百四十米的桥板从天而降，将停泊在桥下的三艘货轮砸得粉碎。湖北省武汉市检察机关还根据群众检举，查获武汉长江公路桥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王德忠曾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工程承包单位“赠送”的七万元人民币，自此对施工质量网开一面。现在人们还无法知道“公路蛀虫”、“大坝蛀虫”们究竟给国家留下了多少“不归路”、“奈何桥”和“亡命坝”。

 　　特大洪灾暴露了江河堤坝的隐患之后，引起各方对长期忽略的水利防汛工程建设的关切。国家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指出，在全国现有的八万六千座水库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为“病险水库”，其中大型的“病险水库”有一百座，中型的八百多座。稍早水利部副部长张基尧也承认，有八十九座大型水库不符合标准，其原因之一就是工程主管人员向施工单位索取巨额回扣，而施工单位为了确保赢利就只好偷工减料，以牺牲工程的质量为代价。在一切向“钱”看、急功近利“抓效益”的经济热潮中，水利建设与环境保护、文化遗产、普及教育等造福于后人的长期性事业一样，都未能免于厄运。一九九一年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后，水利部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曾提出一个综合治理长江流域的规划，计划总投资一千五百亿元人民币，由中央财政部承担五百亿元，长江流域各省、市分担一千亿元，结果却因仅有上海、江苏、安徽愿意承担二百五十亿元，其它省份拒绝承担分文而搁置。此后又改由各地“包干”防汛，可是最后竟连“包干”的情况都无人过问。与此同时，建设资金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也为利欲熏心、无孔不入的主管人员打开了贪污、挪用的方便之门。据知许多防汛负责人早在几年前就将他们所掌握的大部分防汛抗旱专项资金挪作炒股票、买卖期货，以“搞活经济”为名中饱私囊，所以每当水灾发生时，物力、财力总是调遣不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指出，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水利部及下属单位共挪用水利专项资金一亿一千六百万元人民币用于其它商业投资、盖建豪宅或炒股票；一九九六年一月，水利部机关服务局又将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南水北调中线项目”前期经费扣留，作为“小金库”，存入中國华能财务公司吃息。据《北京晚报》报道，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资金中有一千多万元遭到当地干部侵吞，检察机关已立案、查处此类案件十二宗。湖北省的荆江大堤在历次洪汛中都是最危险的堤段，但是从一九九六年以来，湖北省水利厅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竟挪用、截留了百分之三十九的原本计划用于加固荆江大堤的第二期工程款，严重影响了工程建设。香港《东方日报》也披露一宗类似案件，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石大水电站有八百万元工程款在审计时不知所终，该县水电局副局长李小栓揭发县委一名副书记曾截留工程款二百四十万元，有偿转贷给某工程队以牟取暴利。近来许多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于中央决定在如今贪污腐败的高发期建造规模庞大的三峡工程忧心忡忡，纷纷上书江澤民，表示如果建成的三峡大坝也象弱不禁风的长江大堤那样隐患四伏，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空前的大灾难，严重威胁长江中下游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们还指出，三峡挡水大坝的一部分导流明渠坝体由于施工时压实度不够、层面结合不良，已经出现了四十八条裂痕，左岸十一号非溢流坝段混凝土内也有九十平方米的大面积架空，堰内段混凝土坝体的渗水量大大超过设计标准。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江河处副处长刘玉忠介绍，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全国一共溃坝二千七百九十六座。记得一九七五年八月当河南省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突然同时坍塌时，有八万五千六百多人被大水吞噬，许多人家临难之际哭着把婴儿放入木盆中，任其漂流到蚌埠、徐州，而幸存的孤儿至今还不知其生身父母的葬处。或许朱熔基也已觉察到问题的严峻程度，于是他在湖北省宜昌市考察时强调，三峡工程的某些重要部位必须聘请外国知名度高、有信誉、有经验的监理公司来参与监理。他深知若将这项“千年大计”、“国运所系”的政治工程任由干部们自行监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中國工程院的周镜、周干峙等院士也一度联名致函中央领导人，要求制止再搞那种以某项工程作为向重要庆典活动献礼的“献礼工程”，以免因盲目赶工期而不顾工程质量。

 　　第二部分　●　长江灾民恨三峡

 　　长江流域在三峡工程实行截流的八个月之后暴发了空前大水灾，使中國现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工程项目——三峡大坝建设工程再度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灾民们说，三峡截流是断了长江的“龙脉”，“龙王”因此发怒生灾；也有人说：“就算一条小溪，摆一些石块截流，整个水流、水位都会改变，更不用说长江了。”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截流后长江水位被抬高，已有一百六十五万平方米的各类建筑物遭淹没则为不争的事实。当整个三峡大坝完工时，被淹没的地区将包括四川、湖北的十九个县市，有三十八万八千六百亩耕地和果园以及六百五十七家工厂将沉入水底。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正式动工兴建的三峡大坝，据政府宣称其作用非凡，它不仅有防洪库容二百二十一亿五千万立方米，还能使年发电量达到八百四十亿千瓦小时，并且可以让万吨巨轮直航重庆市。自从一九五四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便设想“毕其功于一役”，根治水患，并于一九五六年首次提议在三峡建坝。不久，黨中央毛主席亲自写下《水调歌头 *游泳》一诗，成为影响三峡工程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与会者中有人解释，主席诗词中的“更立西江右壁”即表示要在三峡建设高坝，“截断巫山云雨”是讲工程的防洪效益，“高峡出平湖”指工程有利于航运，而“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一句则抒发崇高的革命理想。鉴于“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政治局很快就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决定》。一九八四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原则通过了三峡工程方案，并下达指示：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坝顶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设计。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召集四百多位专家，分成综合规划、水位、水文、移民、发电、大坝枢纽、生态环境、投资、泥沙淤积、机电设备、航运、地质地震、施工、防洪、综合经济评价等专题组，进行三年“论证”。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三峡工程“上马”。为了防止工程生变，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制止公开争论三峡工程问题，国务院也指示：“对国内的不同意见，不辩论，坚持正面宣传。”然而长期以来，原水电总局局长李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等大批专家、学者不断质疑三峡工程的合理性，而在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表决三峡议案时，更有八百六十七名代表不顾政府的压力，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成为一黨制度下的政坛奇象。一九八六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曾对三峡工程作出结论，认为“综合的系统评价，利弊相抵后，结果仍明显地弊大于利”。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长江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和中國科学院环境评价部写成《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报告书》，其结论也是负面的。其实，三峡工程的“科学论证”（１９８６——１９８９）是在“三峡必须上马”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九八五年英国首相希思当面劝说中國领导人放弃三峡工程计划时，鄧小平的回答是：“已经定了，不能改了。”早在一九八四年，国务院为了配合三峡工程上马，还一度筹建“三峡省”，并在“省会”所在地宜昌市兴建了一批楼、堂、馆、所。从表面上看，三峡工程既有可行性报告，也有审查程序，似乎具备一个大型工程所需要的论证和审批环节，但实际上其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的审批和施工，都由同一个部门负责，例如原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就是一人身兼三职——“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工作组副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有批评人士指出，三峡工程反映出“首长意志”今天依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因此它是旧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又一“杰作”，是凭借计划经济调动全国财力所盲目进行的政治工程，它的可悲之处在于好大喜功的政治热情再次战胜了科学态度。

 　　据说三峡工程上马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洪、发电和航运”，中宣部强调这是“一举三得”。其实这三个目标不但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对于它们的期望的本身就存在着谬误。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为一千六百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充其量只有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的蓄洪库容，如果让它抵御一九九八年长江的八次洪峰，无论拦蓄哪一次都无济于事，根本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根据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的降雨规律，当雨区抵达鄱阳湖、洞庭湖一带时，上游水位尚低，三峡水库是不可能下闸蓄水的；而当雨区移至鄂西、川东时，水库却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来蓄纳来自三峡地区和四川的洪水。通常暴雨总是先集中降落在华南、江南及湘赣两江流域，这时处在鄂西的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下游的湘资沅各水系以及汉江、赣江等众多支流的水患就爱莫能助。按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制定的工程运行计划，每年十月汛期结束后，三峡水库开始畜水，让水位保持在一百七十五米，以利航运；到来年四月至六月中旬汛期前夕，再进行排水，将库内水位降至一点四五米，准备蓄洪——不过这样却抬高了长江干流的水位，发生“内水”和“外水”顶托，只会加剧灾情。据知在一九九八年汛期，三峡建设部门由于担心急流会影响建坝工程，曾故意泄出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水，结果使下游的水灾变得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三峡工程对水能的利用也远不如政府所说的那么理想。虽然川江的流量大，但分布极不均匀，每年百分之五十的泾流量都集中在七至九月，一至三月的泾流量只占全年的百分之七，况且三峡水库还要“蓄清排浑”，因此最多只能保证四百九十九万千瓦的年发电量，从而使装机容量达一千七百六十八万千瓦的巨型电站难以摆脱亏本的厄运。然而最令三峡水电站难堪的是，在长江泾流量最大的几个月里，水库的主要任务却是防洪，而且必须在汛前留出蓄洪库容，这样便使发电创收的契机失之交臂。正因为如此，安装了发电设备的水库往往会拒绝承担防洪责任，正如在一九九八年六月洪流狂泻之际，全国三百五十二座大型水库只蓄洪四十一亿立方米，仅占总蓄水量的三十三分之一。再说三峡水电站要在工程开工十二年以后才能发电，而专家们预计，到２０１５年它的发电量只能占全国发电总量的百分之三点五。更出乎工程上马派预料的是，目前电力供应过剩已成为阻碍全国电力市场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再建造一个庞大的水电站，对于电力市场来说恐怕不是福音。而在航运方面，三峡工程可将川江下水单向的航运能力从目前每年一千至一千二百万吨提高到五千万吨的说法，其实是建立在必须全年通航的前提下的。为了防洪，汛期水库需要腾出足够的库容，这样一来一年中就有六、七个月不能通行万吨轮，年航运量最多不会超过二千九百万吨。更何况水库长期将泥沙拦蓄在航道里，最终难免会导致碍航。长江中平均每年有五亿三千万吨的泥沙来自三峡，预计建坝七十五年之后，整个水库将被泥沙淤满，并淤塞重庆至涪陵的航道，使重庆成为一座死港。这些还是次要的，令人担心的是，三峡工程可能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斯克拉——露尔丝工程咨询事务所指出，三峡地区曾发生过五点一级地震，现在坝址附近还存在着石灰岩底层的水平断错和间断性起伏等新的地壳构造运动，一旦建坝蓄水，整个谷底和两壁又要突然增加四百亿吨水的压力，因此不容忽略其诱发地震的现实威胁。此外，由于库区两岸存在二百多处塌方隐患，当大坝将水位抬高一百多米后，随着库水向两岸的岩缝中渗透，很有可能会引起具有地震能量的大塌方。而考古学家也不无痛惜地说，三峡工程还将淹没丰都鬼城、昭君故里、白帝城等八百多处历史古迹及古墓，使其原有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变得面目全非，历史文化遗产泯灭不复。

 　　三峡工程对于一九九八洪灾的直接影响，还在于它占用了大量原本用于加固防洪大堤的资金。一九四九年以后，长江大堤只在五十年代全面维修过两次。一九八０年国务院召开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计划投资四十八亿元人民币，赶在一九九０年之前完成对荆江、同马、无为、黄广、松姿、老城、南线、武汉、九江、安庆、南京、芜湖、上海等地堤防的加固、加高工程。然而由于当时葛洲坝工程尚未完工，三峡工程又已悄悄上马，水电部既无心、也无钱来维修长江大堤。一九九０年国务院又重申上述任务，并强调要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把长江大堤的防洪能力提高到能防范类似一九五七年洪水的标准上，孰料这一规划最终也因缺乏资金保障而成为一纸空文。四十年来没有得到全面修缮的长江大堤，几乎每年都在高水位的压力下发生裂缝、渗漏、脱坡、漫顶等险情。据北京《经济参考报》报道，这几年长江崩岸非常频繁，常年需处理的崩岸总长约二百公里，且情势日益严重。而在一九九八年洪水的冲击下，长江大堤竟出现五百四十处重大险情，有四百八十多公里的堤段只能靠抛沙袋筑子堤来挡水。仅以人称“洪水走廊”的湖北省为例，一九九八年汛期就至少发生三十三处决堤。令人困惑的是，近五十年来政府将百分之三十五的水利投资用于建造水库，而包括修堤在内的防洪工程所获得的资金只占水库资金的三分之一。这种极不合理的资金投向所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水库的数目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余座增加到现在的八万六千多座，而另一方面遭受水灾的地域面积却越来越大。尤其是规模空前的三峡工程，简直就象一个“无底洞”，几乎要把全国的水利建设投资都吃了进去。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时声称总投资为五百七十一亿元人民币，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八月，仅建坝、移民和发电设备这三项就涨到了二千零三十九亿元，然而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陆佑楣向朱熔基报告说，三峡工程实际至少需要六千亿元。国际舆论还批评说，三峡工程造成大量库区居民被迫失去家园，正在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这也是决策者一直不愿正视的。尽管朱熔基承认水库淹没区的移民人数为一百三十万，而不是工程论证报告所称的一百一十三万，但是宜昌市和四川省的政府官员在参加国务院移民工作会议时说，他们辖内的移民数分别为二十万和一百五十万，而且还不包括一旦水位超过一百七十五米以上时以及当库尾泥沙淤积、壅高水位之后，为躲避上游洪涝而新增加的移民。与此同时，安置移民所需要的资金也不断攀高，由最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估算的三十亿元人民币涨到了一九九四年的四百亿元。庞大的预算本身往往就意味着腐败，据国家审计署一九九八年年度检查发现，已有二亿三千二百万元人民币的移民安置费遭地方干部侵吞，如湖南省移民局就曾擅自将移民赔偿金用于建造湘怡大酒店牟利，而重庆市某部门干部周尚富则索性将十万元移民款纳入私囊。这种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已在四川省陨县多次引发示威事件，传闻当地有一封万人具名的抗议信抱怨政府发放的动迁赔偿金根本不够移民们安家和再生产，信中威胁道：“一旦爆发民变，中央政府既便是赶派京官南下处理，怕也无济于事。”此外，由于移民通常都以炸山取地、毁林开荒的方式获取建筑、耕种所需要的土地，因此实施“就地后靠”的移民方案难免会使生态更为恶化。重庆市长蒲海清指出，为了安置三峡库区的移民，近几年当地几乎每日挖山不止，已导致该市每年流失水土达二亿吨。移民毁林潮同时还接连酿成惨剧，有记者目睹四川省奉节县移民小区旁的一条街在洪水退去后突然坍塌，全部滑倒入长江之中，起因也是挖山造成水土流失。当高层决策者为三峡的“树碑工程”踌躇满志之时，还有谁理会三峡两岸灾民啼不住的哭声？

 　　第三部分　●　山河疮痍人祸多

 　　一九九一年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洪水之后，中國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立即作出结论说，应当归罪于科威特油田的持续燃烧，还有菲律宾的火山暴发导致环球大气及大洋环流异常。而当一九九八年的洪水造成空前灾难之时，水利部同样认为祸首是赤道东太平洋附近的水位水温升高、欧亚高原及青藏高原积雪偏多、亚洲中纬度环流异常，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中旬位置偏南偏西。然而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指出，华南和华中地区出现豪雨是常有的事，只是由于长江流域近几十年来因砍伐木材、发展农业而丧失百分之八十五的森林，又到处兴建水库，以及沼泽地普遍干涸，从而使洪患由几百年前的平均二十年一次而增加到目前的十年九涝。该研究所的气候专家唐恩也说：“当山坡地寸草不生时，雨水就会冲刷土地或在没有树木阻挡的情况下汇入河流，又因为被土壤吸收或蒸发回空气中的水较少，便导致水患和土石流层出不穷，进而毁坏下游的道路、农田和水产养殖场”。据中國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分析研究室主任胡鞍钢透露，五百多年来长江流域共出现过五十三次大涝，但是近五十年来平均每三年就出现一次大涝，而全国每年平均遭受自然灾害的面积也由五十年代的二千五百万公顷，上升到九十年代的四千九百四十二万公顷，九十年代平均每年因灾减产的粮食高达二千三百万吨，相当于五十年代的六倍。国家林业局也证实，四川、贵州两省九十年代平均每年遭受水灾的面积约二千八百九十七万亩，比八十年代增加了一倍，更是六十年代的九倍。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斌对于时下甚嚣尘上的“自然灾害论”不以为然，忿然说：“把责任都推给老天爷，这种于国于民极端不负责任的作风，才是造成这几年暴洪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江水患固然与气候有关，但人谋不臧实为祸端。事实上，当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之后，气候才变得严酷，加剧了雨水降布不均，于是一会儿洪水泛滥，一会儿又形成干旱。一九九八年夏季当江西省北部的九江市被洪水淹没时，南部的赣州地区却有一百多万亩农作物受旱，而在洪患严重的湖南省，南部永州市的受旱耕地则达二百六十七万八千一百亩。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处于季风区，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热低压的影响，短期内降雨集中，加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地势低平的平原和洼地，遇到暴雨时河道流量猛增，很容易形成洪水。但是，这个定期的且具规律性的水患并不是无法防范的，除非是对于灾害的防范尚不及成灾因素的日益加剧。据水利部组织编写的《中國九八大洪水》所称，一九九八年六月至八月长江流域的降雨量为六百七十毫米，比一九五四年同期还少了三十六毫米。国家环保局生态处处长庄国泰也表示，一九九八年长江的洪水流量并非“百年未遇”，以宜昌为例，最大的洪峰流量为每秒五万六千四百立方米，而在水文记录中洪峰流量超过每秒六万立方米的，至少有二十三年。然而由于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植被破坏，造成大量泥沙涌入江中，抬高了河床，结果使一九九八年洪水的水位连创历史记录，加重了堤岸险情。专家们证实，一九九八年湖北省沙市长江段的洪水流量只相当於长江荆江段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是其水位却突破了一九五四年那时四十四点六七米的历史记录，而洞庭湖连接长江的城陵矶处的水位，也居然超出一九五四年的水位达六十厘米，原因同样是河床被上游和中游所流失的水土抬高了。

 　　雨水总是将大量失去植被而裸露的泥土冲入江河，据知长江每年的泥沙量已接近十亿吨，直追十六亿吨的黄河。同时，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也由五十年代的三十六万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五十六万平方公里。水利部副部长朱登铨表示，全国每年至少有五十亿吨沃土付之东流，每年平均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积近二万平方公里，迄今水土流失的面积已达三百六十七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二，而每年流失的土壤自然养分则相当于全国化肥生产的总量。国家林业局局长王志宝也透露，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水库被泥沙淤塞，等于报废。每年重庆市一带所流失的泥土约有三分之二淤积在河道和水库中，使水库和河道的蓄水容量每年都减少一亿三千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报废一个大型水库，照此趋势迟早会危及三峡工程。据知黄河每年有近四亿吨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内，使河床平均每年抬高十厘米，并且已高出两岸地面三至五米，有的地方甚至高出十米。中國科学院水问题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刘昌明判断，黄河很可能会在近几年里再度决口改道。此外，长江荆江段的洪水位目前也已高出汉江平原十六米，就是在平时，沙市一带的长江水面高度也与城里的二三层楼相等，令人望而生畏。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在一次会议上承认，毁林开荒和乱砍滥伐的确对于一九九八年洪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天然林大幅度减少，降低了水源涵养能力，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据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一公顷的林地与裸地相比，至少可以多储水三千立方米，而一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则相当于一个蓄水量为一百万立方米的水库，因此如果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便可以增加二百至三百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这相当于整个三峡水库的库容量，并且可以减少上游的泥石流。不幸的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长江流域经历了三次森林大砍伐，一次在“大跃进”期间，一次在“文革”时期，最后一次从七十年代末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此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沿岸的森林便难觅踪影。据知，近三十年来岷江上游的伐木面积已达五百万亩，失去了相当于一百座百万立方米的水库的蓄水量。国家林业局透露，全国每年有六百六十多万亩以上的林地被开发为非林地，而近几年这种状况更呈上升趋势，森林覆盖率已由五十年代的百分之三十下降到现在的百分之十三点九。为了追求“致富”目标，各地政府往往放任、鼓励民众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采，于是河川上游的森林便成为这种“经济短期行为”的牺牲品。当竭泽而鱼的砍伐过后，一座座光山秃岭经过长时间烈日暴晒，遇到暴雨便出现山泥倾泻，随之形成滚滚洪流。如今云、贵、川、鄂山区几乎年年都发生泥石流冲毁整条整条的山谷平地，酿成林毁人亡的惨剧。然而就在一九九八年洪水咆哮肆虐之际，四川省第一大国有林场——洪雅林场却仍然在疯狂地砍伐天然林，并在山坡上用一根根直径二三十厘米的原木铺起一条长达数公里的路，以便木材商们往返运输林木。当地一个包工头只需花五千元人民币便可买下几百亩林地，然而却要向有关主管人员送礼达数万元。为了让沿江森林工业企业源源不断地从水上将木材漂运出来，四川省二滩水电站还专门投资七亿元，建成一条漂木过机通道。而广西柳州电视台也依旧天天播出木材广告，便于木材商收购各种各样的珍贵木材。虽然《森林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水土保持条例》都禁止在坡度超过二十五度的山地上开垦农田，但是三峡工程却不必循法，公然鼓励移民与山争地，在库区修梯田，继续毁林开荒数十万亩。另据林业部门统计，在禁伐令颁布后的半年时间里，四川省和黑龙江省又分别发生了三十七宗和七千五百零六宗盗伐、滥伐林木的恶性案件。

 　　历史上的长江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上游森林茂密，水土流失少；中下游湖泊众多，蓄水能力大；加上河床宽、河漫滩广、自然河堤低，因而拥有很强的自然平衡力。雨季来临时，洪水漫过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浅而宽的积水区，并给两岸的农田带来肥沃的土壤，富庶的中下游平原便由此形成。自从人们在河漫滩上筑堤、在湖区围垸，便使河流的这一自然平衡过程中断了。近几十年来政府又不断发起“向湖夺粮”运动，使长江赖以调蓄水量的几大湖泊倍遭蚕食，从而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患。据中國科学院和中國工程院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因围垦滩涂而增加的耕地约九千平方公里，但同时却使通江湖泊的面积缩小了六千七百平方公里。五十年代江汉湖群尚有湖泊一千零六十六个，然而目前只剩下一百八十二个。而号称“百湖之城”的武汉三镇如今也是名存实亡，仅余二十七个湖泊。据知鄱阳湖已减少库容四十五亿立方米，相当于损失了一个荆江分洪区，而洞庭湖也在“田园化”之后，失去了相当于两个西湖的面积。记得当初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积极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理由之一，便是“洞庭湖已失去蓄洪能力，因此只好把洞庭湖移到三峡去”。经调查发现，全国因围垦湖泊而失去的调蓄库容已高达三百二十五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个半三峡大坝的蓄水能力。为了向荆江夺取更多的土地，政府还将长达二百四十公里的“九曲回肠”河段裁直，流程只及原来的三十分之一，还使河道变窄，造成行洪不畅。古时候的泄洪是以淹没大片荒原和沼泽地实现的，那时河边还有宽阔的河漫滩和湿地，且具备较强的过水和畜水能力，然而现在的河漫滩和湿地却都被政府开发成了村舍、农田和城镇，因此无法再缓冲洪势了。一九五二年水利部曾开辟荆江分洪区，后来又开辟了杜家台、洪湖等分洪区，以便当洪水来临时弃田蓄水。但是自六十年代以来，以邻为壑的湖北和湖南两省政府受各自的利益所驱使，争相在分洪区内投资建设，大量迁入居民，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减少在洪汛期间被命令在本省泄洪的可能性，而把洪水赶到它省境内。初建荆江分洪区时，当地曾迁出十七万居民，但现在荆江分洪区内竟有五十万居民，其中三十万就安置在原先规划的分洪淹没区，而且该地区的固定资产总投资已达五十亿元人民币。这种状况最终迫使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溫家寶在一九九八年洪灾期间决定不分洪，而改让下游各省承受更多的防洪压力。然而不料后来枝城市至武汉市之间的长江大堤也突然溃决，结果洪水仍吞没了分洪区内的住宅群。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工程也往往大肆挤占排洪沟，甚至在河道上建房，严重影响了河流的泄洪。例如江西省波阳县境内的昌江的河床，就是这样被建设成了车来人往的昌州乡，从此成为河道上的“恶性肿瘤”。水利部门还指出，造成福建省南平市洪涝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在这几年的水电站建设中，人为将上亿立方米的废土、弃渣倒入溪河，使河道变窄，河床抬高。而在三峡库区兴建合川——巴东公路时，也因乱倒废土堵塞了河道，多次诱发巴东附近的山崩和土石流。长江航道局局长周冠伦说，每年疏浚长江中游河道时挖出的数百万立方米的泥沙并没有抛上堤岸，而是抛入了深水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也在一次会议上揭露说，忙于开矿修路的山西省，平均每年都向河道弃土弃渣四千多万立方米，已对河道行洪构成了严重威胁。此外由于法制不彰，保护环境的法规一向无人理睬，地方政府甚至对此装聋作哑。当云南省电视台“今日话题”节目组记者许玲等人准备将滇池被填土围垦的情形拍摄下来时，竟遭到昆明市西山区碧鸡镇龙门村一百多名村民的围殴和绑架。针对地方政府放任群众围湖造田和侵占河道的做法，湖北省洪湖一名干部更是深有感触地向记者说：“人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活路！”

 　　第四部分　●　从来天灾只累民

 　　汹涌的江水咆哮着漫过堤岸，在茫茫的大地上倾泄、奔腾，一连在全国冲毁了四十六条国道和四百八十三条省道，无数村舍、学校、医院、粮仓顷刻之间沉入了水底，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惊呆了，远近堤围上的灾民棚里不时传出哀叹和嘤嘤的哭声。这时，中央、省、市、县各级领导人纷纷亲临灾区，指挥群众抗洪救灾。他们在一辆接一辆的豪华小轿车的簇拥下缓缓驶来，向日夜守堤的军民下达了“与大堤共存亡”的命令；或者莅临当地最高级的宾馆，在酒席上指示地方干部必须做到“大局高于一切”。军民们一连数周泡在浑浊的江水中，成排成排紧挨着摇摇欲坠的大堤，许多人下肢已泡烂了，却仍须坚持到大水退去。每当洪水破堤而来之际，军民们也不会接到后撤的命令，而组织抗洪战斗的指挥人员则早已不知去向。六月二十五日，广东省恩平市锦江水库库区一处山体滑坡，“水库快要崩闸”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时只见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干部纷纷携家眷坐上公家车择路而逃。于是，在恩平市至阳江市的三二五国道上，一时间公家车汇成长龙，将满身泥泞的老百姓挤在公路两旁。有些老弱病残者行走迟缓，还遭到开车人的辱骂。附近大田镇的灾民找不到车，只能成群逃上山去，露宿野外，而此时“父母官”们却正在数十公里外的宾馆里继续高谈阔论。官僚主义在洪水到来时还造成无数百姓的枉死。湖北省嘉鱼县大堤在崩溃前三日就已发现严重渗水，但防汛部门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当决堤发生时，干部们也只顾自己逃命而未通知留村的村民撤离，使村民们迟至堤崩后一小时才知凶讯，结果导致近千人丧生。许多前来灾区视察的干部，虽然也会在电视摄像机前向灾民嘘寒问暖，但实际上对灾情并无切腹之痛，所以依然不忘讲排场、要吃喝，诸如“有没有带空调的房间”、“搞盆甲鱼尝尝”、“弄条烟来”之类的话，往往是“上面来人”的口头禅。有些干部甚至还提出要喝某某品牌的名酒，令招待人员为难。据说仅一个多星期，湖南省安乡县就为此花掉“接待费”十万元人民币。《人民日报》也报道说，灾区某县平均每天要接待五批“慰问团”、“勘灾团”，每批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而且每个“团”都要县里安排吃住，要组织汇报，要领导作陪，使该县应接不暇，不堪负担。然而这个“团”那个“团”却游兴正浓，权当作“钱塘观潮”之游。在各灾区的防汛值班室里，负责轮守的干部们有时闲得无聊，就索性把办公桌拼成麻将台，废寝忘食地沉溺于“方城之战”中。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劳动就业局局长徐家胜为了一过麻将之瘾，竟在抗洪的紧要关头擅自决定放假两天；而阳新县韦源口镇柏林村黨支部书记费世育也无视防汛纪律，两次公开组织村干部聚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人大主席团副主席王福云自该县遭水淹之后，照样每天喝得酩酊大醉，还多次在饭馆里摔杯闹事，并拒绝参加部署抗洪的工作会议。正当灾民们在临时棚里饱受饥饿和蚊叮虫咬之际，湖北省公安县孟家溪的防汛干部却把自己的家眷全都安顿在舒适的办公楼里。此外，中纪委的文件还透露，在一九九八年水灾期间，灾情最为严重的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和黑龙江省，都有干部借故休假，以躲避抗洪，或者到深圳、珠海、海口度假游玩，挥霍公款寻欢作乐，对灾民们的痛苦无动于衷。

 　　不过，全国的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单位都被要求严格遵守中宣部的指示，力求“正面报道”这场洪灾，着重突出黨和政府关心灾区人民疾苦、解放軍战士英勇抗洪以及人民拥护子弟兵的“光明面”，以有利于“社会稳定”。湖北省还拍摄了一部介绍抗洪救灾事迹的专题记录片，其中特意插入“灾民”诉说“江總書記就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专门来普济众生”、“只要有總書記在，多大的洪峰也不怕”的镜头。该片播放时观众哄堂大笑，被取笑“灾民”在家破人亡之际，居然还向干部们学会了拍马。为了防止西方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國水灾时偏离“事实”，产生损害中國形象的“负面影响”，公安部外管处一度限制境外记者到灾区进行采访。香港《星岛日报》记者说，最初他们还可以向护堤的军人询问一些情况，但后来军队接到命令，只许接受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地公安部门还专门留难外国记者，迫使他们撤离灾区。也许是高层忽然考虑到这种做法恐怕不利于争取国际援助，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又逐渐放宽限制。与此同时，一些配合“正面报道”的假新闻却出现了，使灾区消息变得泛政治化。湖北省监利县为了协助中央电视台八月十五日前来灾区拍摄有关灾民受到政府妥善安置的场景，便临时在县城主要公路旁搭建起“标准灾民点”，以容留新洲垸、西洲垸和血防垸的灾民。于是在记者面前，印有“日本政府捐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字样的深蓝色大帐篷整齐地排列着，灾民们也为突然间领到了炉子、马灯、水桶、矿泉水、蜂窝煤而喜笑颜开。可是一捱记者们离去，县里就立即派人收走了这些东西，让灾民们感到好象被人愚弄了一番。另外，中宣部还特别规定，各级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在接待新闻采访团时，要牢记黨性原则，恪守政治纪律，凡涉及水灾所造成的人员死亡以及经济损失的具体数据，必须经中央统一口径之后再向外发布。副总理溫家寶向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常委会作报告说，一九九八年洪灾的死亡人数为三千零四人；稍后民政部公布资料，又将死亡人数更改为三千六百五十六人；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根据中國特使所提供的报告，确认这次水灾约造成四千一百五十人死亡。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却指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据的十倍。一位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不无揶揄地说：“北京当局竭力隐瞒水灾死亡人数的做法，堪称自一九八六年乌克兰核泄漏事故以来最夸张的掩饰灾难的举动。”中國政府控制信息的不寻常措施，确实很容易使外界产生种种猜测和联想。中新社在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江洲大堤的决口事件时，虽未照搬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说法，坚称“无一伤亡”，但也说仅死了两人。面对水面上无人理会的几十具尸体，记者们默然放下摄像机久久不语，为自己的良知低头愧疚。当湖北省公安县孟溪垸的灾民们看到自己亲人的尸首浮在水上早已腐烂得不堪辨认，而此时广播里却依然传来播音员的“所幸目前仍无人员伤亡”的声音，于是他们群情激愤，遇见香港《明报》记者便不住地叫喊：“电视上说这里没淹死人是假的，说我们有序地撤离是假的，说有很多人在这里抢险救灾也是假的。”据知孟溪垸决堤后，军队曾从水中打捞起一百多具尸体，另有二百多人至今未找到。香港《大公报》后来引述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赵春林的话，称湖北省嘉鱼县决堤只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名军人。但是当地中堡村的村民高安林、张玉市则说，光他们一个村就死了二十人，何况还有十多辆军车被水冲走，满车的人无一生还。

 　　外界注意到，中國领导人已经改变了毛澤東时代所提倡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做法，藉着全国发大水的机会，不断向外国要求经济援助。虽然国际社会对于北京公布灾情的可信程度颇具疑虑，然而从它迅速宣布将拨出数十亿元人民币用于赈灾，并且调动数百万军人和农民投入抗洪这一不寻常的迹象来判断，便知它确实遇到了较难应付的局面。一向被北京指责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几个西方大国，这次照例又自认为责无旁贷，纷纷解囊相助。美国国际开发署率先决定向中國援助八十四万美元，接着法国总理也飞抵北京，将二千万法郎捐赠给湖北省灾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九月十八日签署文件，宣布向中國提供总额为八千七百七十万美元的救灾大米、小麦、药品、医疗器械。香港各界群众在北京喊出“同胞血浓于水”的口号之后，也一下子捐献了逾二亿港元。此外，中國驻美使领馆也向华侨、留学生募集了一百多万美元。据统计，灾后中國民政部、红十字会以及中华慈善总会总共获得近四十亿元人民币的捐款。国务院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五十亿元人民币的赈灾福利彩票，并追加发行一千亿元国债。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捐款人都曾再三提出过务必将救灾款项及物资直接送至灾民手中的这种令人尴尬的要求，其言外之意当然是受理捐款的干部们所谙知的。捐款人的忧虑不久便得到了证实，赈灾工作的成效也因此倍受质疑。除了参观者络绎不绝的湖北省嘉鱼县合正乡等少数几个灾民点每户曾一度分到过六十斤米和一百八十元人民币之外，其它大部分灾区的情况不容乐观。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新洲管理区畜牧村的村民卢发财驳斥镇民政办所谓“救灾款已按每人每天一元发放”的说法，指出：“我们九月份到现在还没领到一分钱。”江西省永修县的灾民也向记者抱怨说，来自香港的救援物资大部分被县、市、镇、乡等政府机关截留了，说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而分到他们手上时已所剩无几。被洪水围困在江西省湖口县一些破陋的楼屋上、出入皆以舟代步的棉农们表示，当地有几个村虽分到过一些东西，不过也只是每户发六斤米、两盒火柴和几颗净水丸。还有许多村子的灾民则根本不相信有“拨款救灾”这回事，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些钱”。江西省九江市新洲镇的灾民周老伯告诉香港《星岛日报》记者：“五四年发大水时，政府还配两碗米救灾，可现在什么都没有——每户只发一包盐，还得收两毛钱；每村只给两斤饼干，分到每家只有两块。到现在我还没吃上饼干呢，因为我们村的一包饼干全被一个人拿走了。”灾区的干部们从海内外捐献的大堆钱款中，或许看到的不是堤旁浮尸、沟渠饿孚，而是别墅、珠宝、女色和小轿车，这在时下贪渎成风的年代里是不足为怪的。据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新建县望城镇民政所所长徐兵荣就曾经侵吞了二十万元人民币的赈灾物质，然后仅以二万五千元的低价转卖给个体户熊三香。新建县民政局副局长郭国干也扣留了价值近六千元的救灾物资进行私分。《人民日报》揭露，湖北省嘉鱼县牌洲湾上新洲村黨支部书记金玉常和村委会主任陈启富等人冒领了四十多万元的灾民建屋款，并私吞救灾款十万五千六百元。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罗家台村黨支部书记李广生还振振有词地对《北京晨报》摆出他扣留、转卖救灾物资的理由，说：“如果谁有困难就给谁，村里人就会抢，就会打架。”其实近年来救济贫民的专项资金被人挪用、侵吞的事件早已不是新闻，据新华社《半月谈》杂志透露，世界银行贷给山西省的扶贫资金中有一千四百一十三万人民币曾经遭到吕梁地区妇联、临县政府、兴县交通局等部门胡支乱花、挤占、挪用、出借，而当地老百姓却正在为吃饭、穿衣而发愁。难怪现在老百姓常用“穷庙富方丈”来形容灾区干部，记者们也说，一九九八年这场洪水对于灾区干部们来说，却未必是灾难。

 　　第五部分　●　防民犹如防大川

 　　自古以来人民群众在同江河洪患的斗争中兴建了无数个拦洪、疏浚的工程，使奔流不息的河川成为灌溉粮田的生命源泉。祖祖辈辈在江河流域开垦、种植、居住的人们，无不心系家乡的水利，一代代修堰不辍，未敢懈怠。然而在一九九八年的洪水面前，这些防汛工程却未能保护住他们的家园。灾民们想不通的是，国家兴建的防洪大堤竟会破绽百出，频频溃决，根本救不了他们，而民间自己修筑的堤垸固然完好，却要服从“大局需要”，进行“平垸行洪”和“炸堤泄洪” ，他们家毁人亡的悲剧往往由此产生。当湖北省监利县政府接到荆江分洪指挥部下达的“平垸行洪”的指示，一下子就“主动放弃”了几十个民垸。据知仅其中的三洲联垸一处被拆，就使二十万亩耕地遭淹，五万二千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五亿多元人民币。农民们对于“洪水冲不垮，却要自己扒掉”当然心有不甘，纷纷找县长评理。于是县里出动大批公安干警，断然采取扒堤行动。望着成片的庄稼和房屋突然间消失在水中，岸上的人纷纷跪倒在地嚎啕大哭，有的则铁青着脸，怒目圆睁。当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柏特蒙古族自治县腰新乡的一处民间堤坝被防汛人员认为如果将其炸毁可能有助于减轻上游“国堤”的压力，于是干部们不经琢磨便毫不犹豫地下令“炸民堤保国堤”。随着爆炸声响，堤内的千亩农田及鱼塘立即尽遭江水吞没。谁知这种牺牲其实也是枉然，仅隔了半天，凶猛的洪水就冲垮了靠偷工减料建成的“国堤”。此外，驻守大庆市第三道堤防的武警部队为了把洪水引向松花江，八月二十九日也再度炸开嫩江大堤，让洪水淹没了肇源县的十三个乡镇，使数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香港《传讯电视》记者在湖北省监利县遇见一群因炸堤而逃亡的灾民，问他们“炸堤泄洪”是否事先同他们进行过商量，灾民说：“早上八点通知，下午三点半就炸，连东西都来不及收拾。没有人管我们往后怎么活，也没说过会赔。”为了“大局”而牺牲农民，在“紧要关头”似乎总是天经地义的，农民们只有认命。江西省都昌县本是远近闻名的农业大县，几乎年年丰收，然而由于仓内粮食全被解放軍搬去抛入九江之中，堵大堤的决口了，因而全县有将近三十万人灾民被迫陷于断粮的绝境。不幸的是，洪水最后还是冲破了九江堤防，朝着都昌县袭来。于是灾民们只得携儿带女逃上附近的坟山，在山上忍饥待终。有人形容此时山坡上的情形是“下面埋着死人，上面躺着半死人”，境况惨不忍睹。虽然湖北省监利县拓木乡乡长轻松地对记者说：“为了保住大武汉，需要我们作出自我牺牲，大家都很理解”，但是当干警们动起手来扒堤时，乡里百姓则早已哭喊成一片，家家户户骂不绝口。更令灾民们绝望的是，既使已经被拦蓄在水库大坝中的洪水，也会被防汛人员突然间全部放泄出来，再度扑向他们。当长江第三次洪峰到来、第四次洪峰形成之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下达命令，要求各水库抓紧时间开闸倒空防洪库容。于是水库内的蓄水便又重新汇入江中洪流，顿时使流域各地的灾情雪上加霜。当然，这些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决策事先都没有征询过受害人的意见，而一旦执行起来似乎也不必管他们理解还是不理解，反正他们“必须服从大局”。灾区几经这样的折腾之后，早已是怨声载道，无不责怪政府绝情。古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然而事实是“川溃”犹可堵，民心换不回！

 　　滔滔江水流不尽灾民的心酸泪，累累荒冢埋藏着乡亲们的血泪恨，灾区哀鸿遍野的景象使大江南北莫不为之唏嘘。但是苦难还在继续着，从大水中逃出的人们或沿街乞讨，或栖身堤围，朝不保夕。在长江沿岸大堤上用塑料布、编织袋、稻草、树枝以及木条搭起的棚子里，数百万贫病交迫的灾民除了等待洪水渐渐退去之外别无出路。此时他们脚下是滚滚波涛，头上是夏日烈焰，还强忍着饥肠辘辘，过着十足的“水深火热”的生活。而在北方的松花江、嫩江沿岸，当寒流袭来时仍有数十万灾民将露宿野外，无家可归。这场灾难还几乎是全国性的，就连闽北、齐鲁、新疆的阿克苏和叶城、内蒙古的扎兰屯、四川的重庆以及西藏和云南，都有灾民遭暴雨和洪水围困。湖北省公安县代乡长程雪良表示，由于农房倒塌、粮田菜园全无收获，加上灾后天气将逐渐转冷，灾民们吃饭、烧柴、住宿都成问题，生计堪忧。随着洪水退去，各界救灾的热情也随之下降，不少灾民早已担心是否还能盼到“救灾米”，因为他们要到来年开春才能播种。湖北省副省长苏晓云对香港《大公报》记者说，该县有四百八十六万公顷的粮田绝收，一百六十七万人流离失所，有近二百万人至少要在一年以后才能解决吃饭问题。《大公报》还报道，江西省九江市也有二百五十多万人缺粮，三十八万户住房塌毁，全市尚缺三亿一千万斤粮食和一亿五千万元人民币的建房资金。虽然国际红十字会决定动用一百万美元帮助内蒙古安置二千五百个无家可归的家庭，香港市民捐献的部分大米和衣服也送到了湖南省荣华县的灾民棚，中央电视台也说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族自治县政府在中秋节给灾民们送去了月饼、玉米面和大米，吉林省镇贵县还收到过一百五十八节车皮的棉被、棉衣，但是据知还远未能解决大部分地区灾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更何谈挽回灾难的损失。中新社亦不否认，当雪花飘落到江西省波阳县时，仍有许多灾民蜷缩在被风吹得哗哗响的塑料布帐篷里。更可怕的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说法也不幸得到了应验。由于各种死动物、垃圾在水中腐烂，食用水源尽遭污染，因此流行性疾病的发病率在灾区迅速上升。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指出，洪涝已使一万六千七百四十六人感染了痢疾，四千多人患上霍乱，此外伤寒、肝炎、出血热、疟疾、血吸虫病、脑膜炎也呈蔓延趋势。据知灾后江西省都昌县的血吸虫病患者已达二万四千余人，而该县去年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八十元人民币，想必有钱看病的人本来就寥寥无几。灾民们还告诉香港《明报》记者，湖北省公安县闸口镇集中村一度由军队接管，严禁村民外出投亲、乞讨，因为村里发现了七十多例霍乱，于是“谈霍乱而色变”的干部就索性建议实行大封锁，让疫区里的人自生自灭。由于传闻集中村的村民是在逃到湖南省安乡县躲避洪水时而染疫的，因而不免令全社会都担心那些流浪于沿海各市的数百万灾民的命运。湖北省监利县新庄村年仅十二岁的女孩龚红艳跟着年逾七十的奶奶一路漂泊，落脚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个弥漫着恶心气味的矮工棚里，平日同“部落”内的孩子们穿街走巷擦皮鞋、捡破烂。她说她的母亲已服毒自杀，父亲也已疯，家中早就无米下锅。龚红艳的故事见诸报端后意外引起朱总理的关注，经过一番新闻热点追踪之后，她被破例安排在长沙市某小学借读。当然其他流浪儿是不敢奢望有此幸运的，要沾上政治的光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据说幸运还由商店里出售的假农药所带来，一名到广东谋生的江西灾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服用了它，居然还能被救活，一时在社会上传为美谈。

 　　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指出，尽管洪灾使灾民们一贫如洗，但是农村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三乱”现象仍有增无减。灾区干部为了多提留统筹费，成倍虚报农民收入，然后层层下压征收指标。有些地区索性按人头、按地亩、按存栏牲畜头数来平摊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收费时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对未养猪的农户征收屠宰税，对自建住房的农户征收建筑营业税，还向外出打工的灾民苛征“打工税”。既使在救灾抢险的危急关头，许多部门仍不忘向农民伸手。有报道说，黑龙江省阿城市永源镇农民吕正良在往哈尔滨市东风镇常胜国堤运送石料的途中，就曾被宾县宾西镇工商管理人员秦老五拦住，强行收取一百元车辆管理费。吕正良付钱后只收到一张五十元的收据，正欲与之评理，不料却被对方打至肝脏破裂，不省人事。其实农民们对于收费干部的拳脚并不陌生，安徽省肥东县路口乡蒋岗村就曾养过一支“打人队”，专门对付那些拒缴赋税的“无赖”农户。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末了总是“走过场”。江西省德安县石桥村的灾民刘荷香撞见前来视察灾区的朱熔基，声泪俱下地向总理告状说，自己下了岗，丈夫也丢了饭碗，可是她所在的建筑公司却还要收一千股“集资款”和七百元保险金，这难道不是敲骨吸髓吗？横征暴敛是干部们巧取豪夺的方式，而坑蒙拐骗则是社会不法之徒趁火打劫的伎俩，此所谓“苛征出刁民”。在灾后的种种乱象中，还经常发生以救灾募捐为名而进行的诈骗活动，国务院办公厅为此发出通知，呼吁制止募捐渠道混乱、捐赠款物分配多头的现象。据中新社报道，广州市东圃销售赈灾福利彩票的第一天，竟收到假人民币六万余元。珠海经济特区生物化学制药厂从福建省南坑市采购的二千公斤赈灾大米，居然也是早已发霉变质的劣米，原来黑心的粮贩一听说米是给灾民的便做了手脚。不久江西省卫生厅药政局也发现，一批从河南省南阳市采购来的救灾药品“诺氟沙星”纯系假药。《南方日报》还透露，国家邮政总局发行的三千枚《抗洪赈灾》纪念邮票不知如何被投机商获得包销权，以数倍的高价出售，发了一笔国难财。当然，想发国难财的还大有人在。当抢险部队向湖北省荆江市出租车司机问路时，司机们竟不顾堤防情势危急而一律向军人们索取“带路费”，否则置之不理。此外，辽宁省运往黑龙江省灾区的麦粉、矿泉水、编织袋、方便面等救灾物资也在途中被盗，五辆货物列车全被人撬开。而湖北省房县窑淮乡陈家铺农民张旭、张声林等人则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哄抢四川省绵阳市高水集团的赈灾物资。新华社还报道，辽宁省大连市市民陈斌曾化名“赵天祥”，向灾区企业谎称他能搞到廉价的“赈灾柴油”，而当他从湖北省谷城县石油公司骗得二十四万元人民币的汇票之后，便立即逃之夭夭。多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因没有廉政建设作保证，所以并没有形成社会道德力量，如此世风无疑使灾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与此同时，有关灾民反抗、暴亂的消息也不时传出，香港《争鸣》月刊从国务院、公安部转发的《内部简报》以及新华社《内参》获悉，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灾区已发生过一百三十多宗暴力事件，有些“暴徒”甚至冲击政府办公大楼，强迫干部发放现金，还打伤多名公安干警。当医院拒收无钱的灾区病人时，“暴徒”们竟寻衅滋事，殴打医护人员。鉴于治安状况不断恶化，中央政法委已要求灾区政府加强对铁路、公路、银行、信用社、供电所、电视台、政府机关以及物资仓库的保卫工作，并防止灾民盲目外流。不过，要保证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光靠加强治安、保卫工作显然是不够的，古时候秦朝的刑律可谓严酷，也经常搞株连九族的“严打”，可是后来仍出了陈胜、吴广。一九九八年的洪水给中國社会带来的灾难是多方面的，尤其不容忽视它在人民心灵上所留下深深的伤痕。从灾民们悒郁的目光、深蹙的额头以及沉重的叹息里，历史又一次重现了它的伤痛和悲壮。

 　　结语

 　　大水渐渐退去了，地上满是淤泥，露出水面的房屋已经东倒西歪，玻璃窗早被水冲破了，铁门也生了锈，长时间的浸泡使败瓦残墙上留下了一层白色印记，而车道两旁的树梢和电线干上仍挂着大水流过时漂来的胶纸……这一切都记载着洪流吞噬大地的无情事实。在湖北省监利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刚刚出生的婴儿张强军正发着高烧，他那肮脏的小脸蛋上飞舞着黑压压的苍蝇。而在嘉鱼县中堡村旁的坟地里，农民高安林则才葬下被大水溺死的妻子、女儿、小姨子及外甥女，此时，铁锹从他手中滑落，眼泪扑簌簌又一次打湿了他的前襟。蹲在远处田埂上望着他的老汉不住地喃喃自语：“洪水冒上河堤的时候，就已经打开了每个人的生死簿”。然而，精明的商人和政治家却总是赢家，这场灾难亦让他们各有所获。当长江出现第八次洪峰之际，江澤民接到下属报告的喜讯：长年积压着的六千亿元工业库存和七千亿元商业库存这下总算有了出路。于是他满面春风地告诉美联社代表团：“水灾会促进经济。”湖北省公安县的建筑材料公司就是一个善于把握历史性机遇的企业，它将水泥的价格从二百三十元一吨一下子涨到了二百六十元，让灾民们不敢问津。嘉鱼县牌洲湾因为大水从此处破堤溃口而出了名，因此附近的企业都争先恐后地向工商管理局申请注册“牌洲湾”商标，想借“洪灾效应”来做一次大广告。而全国也确实为了洪水煞是热闹了好一阵子，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抗洪新闻，街谈巷议也充斥着水灾话题，时髦的“水灾文化”正悄然流行，连时事评论员也说了新词汇：“超生犹如人口大堤上不断冒出来的’ 管涌’ ，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可能不亚于洪水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不过，在大兴土木的灾后重建热潮尚未出现之前，灾区的创伤却似乎已渐渐被“父母官”们淡忘了，很少再有人过问灾民们的苦难。江西省都昌县徐家埠的灾民们听说县里来人了，于是闻风而动挤在路口，急欲探知政府是否会拨款盖房子。然而县干事叹出苦经：“中央答应拨二十二亿元救灾，可是全国有两三亿人受灾，每人还分不到十块呢。”而湖北省公安县金岗村的二百零八名村民因为村里只分得四十九件“救灾衣”，所以只好用抽签的办法决定由谁领取。这些缺乏政治觉悟的灾民并没有为黨中央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洪抢险的伟大胜利”而受到鼓舞，也未领会總書記把“抗洪精神”归纳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會主義精神的大发扬”的深远含义，而总是聚在一起发牢骚，怨天尤人。同样，他们的“愚昧”也已使得政府感到厌烦，谁都知道，灾区死难者的草草葬礼是不会搅扰首都人民大会堂里的庆功宴的。但愿灾难永远不再重演，不过笔者却难以乐观，据北京《经济参考报》报道，长江航道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挖沙大战”，数百艘船云集于芜湖、马鞍山、安庆、镇江航段，停靠在河岸边槽采沙，将河岸底脚掏空，使护堤工程遭到破坏，并恶化了河势。而新华社也有消息说，用于修复被洪水冲毁的江西省永修县立新大堤的资金，又被立新乡水利水保管理站站长彭焕印等人大量虚报冒领，窃为己有……

 　　鲍戈

 　　一九九九年四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