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中共欲说还羞的敏感党史

　　政治也者，时与势之术也。时过境迁，势去道移。多年来，由于政治本身必须应时应势而变，中共的政治宣传内容也并非一成不变。但是，由于中共一贯的宣传纪律是要“维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且在党史部分研究和宣传不分，所以历史问题政治化一直没有改变。近年来，随着对中国国史、中共党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放开敏感党史研究，要求中共正面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7月6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有计划地开展对社会关注度高、复杂敏感的党史问题、党史事件、党史人物的研究”，更是引发外界对中共是否会有第三次“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猜测。中共是否能如外界所期待的那样大尺度放开敏感党史，把“敏感问题说清楚”，我们只能留待时间的验证。但是中共有哪些敏感党史？我们却可以找个几个典型先睹为快。

　　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

　　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文革后，在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主持下，绝大多数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已经被平反，但是仍有部分成员被“维持原结论”或者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比如“五人反党集团”中的王实味、“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等，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即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因为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看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这个决定明确说明“五人反党集团”不存在，对其中的四人平凡，却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1991年2月7日，中国公安部发出《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对1946年将王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但仍然认为王实味是有政治错误的。

　　建政之后，中共的“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关于这方面的公开材料很少，目前的资料多是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整理。1949年之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后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文革之后，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以外的其他主要成员虽然很快就安排了工作，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但对于“高饶反党集团”及高岗、饶漱石两人中共官方始终没有平反。2015年11月，大陆官媒发布“高岗案重新审查，恢复高岗同志称谓”的消息，引发外界广泛对高饶二人是否会被平反的关注。而关于高饶，中共官方似乎早有预热。此前几天，一个红二代组织在北京高调举行“纪念开国元勋。在2013年中共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高岗的遗孀和儿子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显要位置。虽然高饶二人的平反详细至今未有进展，但是二人姓名能重新见诸官媒，显然是一种明显的暗示。

　　不过，相对于高岗的平反声音长期以来的微弱，平反林彪的声音更为响亮，根据中共官方的说法，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副统帅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飞机叛逃，因飞机失事死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林彪死后，其部属被毛泽东打成“林彪反党集团”遭到整肃。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又把林彪和“四人帮”绑在一起，对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判。但是，曾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头功的林彪是否真如官方所说试图“篡党夺权”、“谋杀毛泽东”，并因阴谋败露而“叛逃”，在海外学术界和中国民间都有争议。然而平反林彪中共需要跨越的障碍高岗可比。它不仅涉及到对文革反思的深入，更涉及到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个人形象的跌落。

中共党史如今依旧迷雾重重

　　距今50年的1966年5月，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10年的政治运动，几乎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同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有人说，文革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

　　然而历史总要照进现实。在文革发起五十周年之际，包括多维新闻在内的海外华人媒体纷纷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分析。但与海外媒体的热烈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中共严密控制的大陆媒体集体哑声。只有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5月17日发文《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这篇1,400字的文章标题未提文革，但内容处处谈的是文革。该文其一重申了邓小平对文革的定义，即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的内乱；其二将文革与中共作了切割，文章称要将文革与文革所处的时代区分开，回击借文革否定中共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该文强调文革早有定论，“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被认为是中共第五代领导层对文革“一锤定音”。也是裁决和反击试图左右中共未来方向的意识形态纷争。

　　但现实是，右边的文革反对者呼吁揭开历史真相，要让执政者认识错误、向民众道歉、反思改正、引以为戒，认为这样才是合格的执政党，才能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更从容地走向未来。对民众而言，这将是迟到的审判和正义的伸张。左边的文革支持者则认为，当下的官场腐败和贫富阶层分化等问题，都是毛泽东在世时候没有的和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当下或有再进行某种程度文革的需要，至少是也应肯定文革有合理之处。他们认为，毛泽东已经被污名化，因此需要重新认识文革，为他正名。他们还担心，右派的诉求其实是意在引进西方价值制度，目的实则在于推翻社会主义政权。

　　习近平在2013年曾说，“对待问题必须持正确态度，不能遇到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就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奋斗”。他还曾提及“政治自信”，并将其细分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谈及文革时习近平说，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主要就是有人专拿党史国史说事。他警告中共全党，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回击否定党史的事件，政权将会因此瓦解。如今中共切割文革，搁置对文革的讨论，可能是担忧外界借文革来否定中共的合法性，但这种做法难以慰藉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的伤痛，也体现不出中共的政治自信。

　　众说纷纭的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是1978年后中国历史中无法回避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它不断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出现在政治、文化叙事中。从今天看，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这其中又有至今被官方刻意回避的争议细节。六四事件又被称作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或是八九学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要称作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欧美国家则以天安门广场抗议或天安门广场屠杀称呼这次事件。狭义的六四事件指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共派遣解放军至北京市的天安门广场，并在途中和试图阻拦部队的民众发生流血冲突。广义的六四事件则指自1989年4月开始，由大学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并持续2个月的全国性示威活动。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猝逝，许多北京市的学生与民众便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悼念活动。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的悼念活动转向要求对抗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期间，最多有10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参与示威活动。中国政府曾希望与示威群众展开谈判达成和解。不过在5月中旬，学生发起更为激进的绝食行动，促使中国400多个各地城市陆续集结抗议，藉此表达支持态度。一连串的游行活动让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最后决定以武力解决问题。5月20日，中共宣布北京市实施戒严，并调动多达30万兵力前往北京市。最终解放军在6月4日控制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之后，中共大规模逮捕示威民众和支持者，并严格控制新闻媒体对事件报导，甚至禁止外国记者将相关照片和采访影像发送至国外，而国际社会则谴责中国政府以武力驱离示威群众，许多西方国家亦决定采取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等政策。

　　六四事件导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免去所有职务，许多同情抗议活动的官员也被降级或免职。许多参与六四事件的人士则流亡海外，并被禁止返回中国大陆。这次风波很大程度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停滞，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恢复；原先在1980年代逐渐开放的人权、民主政策等政治改革也暂止进行。中国曾谴责这次抗议为“反革命暴乱”，而今日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仍为敏感话题，禁止讨论或悼念，不过亦有许多人主张平反六四。由于中国政府未提供更多事件资料，导致六四事件数据模糊，出现多种版本。

　　一直以来，都有声音在呼吁中共应重新评价“六四”，全面、客观地看待“六四”，对这桩历史公案给出各界满意的态度和说法。持这些声音者不满意中共目前对待“六四”的做法，他们认为很多关心“六四”的人和“六四”亲历者受到了不公正的束缚和压制，相关的言论和文章也缺乏表达渠道。他们坚持一点，即中共试图逃避历史，逃避曾经犯下的错误。不过，2015年11月，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高层高调纪念胡耀邦，胡启立、田纪云等中共元老多年坚持提议中共高层重评“六四”的信息也在今年6月前后被曝光，相关信号的释放被外界认为是“六四”在中共政治语境下有所松动的体现。

　　从遣词造句，到布局谋篇，从微言大义，到草蛇灰线，“伏笔”似乎一直是中共高层擅长的手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分析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的讲话可以发现，习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正面历史的态度。今年的七一讲话，身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大篇幅回顾中共95年的历史，7月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公开了“有计划地开展对社会关注度高、复杂敏感的党史问题、党史事件、党史人物的研究”，这种看起来前后有所呼应的讲话，是否是中共决心把敏感问题说清楚，重新划定党史研究红的信号，还有待时间的验证。不过，中共此前一直贯彻的将历史问题政治化的做法绝不是一种好的做法，对于中共而言，像文革、六四等一样的历史包袱还有大跃进、“反右”等等。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中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就很难正常化，其执政合法性也会持续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