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大陆最敢言的杂志《炎黄春秋》，日前经历了社长、总编辑等高层统统遭撤换的人事调整。杂志社近日发出声明，称在主管单位的反常举措下，“已面临绝境”，无法保证今年的8月号按时出刊。这一事件被中国大陆的右派知识分子视为“改革已死”，左派人士则认为喉舌单位理应加强党的领导，由此引发了双方在网上的论战，“左右之争”也又一次进入大陆网友的视野。
从社交媒体上发言的情形来看，大陆有相当一部分网友站在左派一边。不过，《炎黄春秋》前主编、天则经济研究院理事吴思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所谓的“毛左”算不上真正的左派；针对“毛左”普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并以腐败、贫富差距加大等事实来证明今天还不如毛时代的现象，吴思表示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比毛泽东时代平等的多，“毛左”们只是心中充满了对毛时代的想象。
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平等并非真的平等
吴思从不对外界隐瞒自己在文革期间曾是极左阵营中的一员，甚至还专门写文章记述过那段经历。可对于今天的“毛左”，吴思表示自己不清楚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吴思称，在文革时期，公有制、计划经济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持这样观点的人不算极左。当时极左阵营的人们主张的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向“超极权”的方向走，具体表现为不能有物质刺激，不能多劳多得，而是各尽所能，一心为公劳动，不能有物质利益，尽可能多的义务劳动；农村把自留地取消，变成彻底、纯粹的集体所有制。总之，“是在原有极权的方向上继续向左走”。
需要说明的是，吴思所谓的“超极权”，是相对“极权”而言的一种社会结构。在他看来，新中国的前十七年属于“极权社会”，社会结构分三层，第一层是毛泽东，第二层是党员干部，第三层是群众。领袖带着干部，干部带领着群众一起走向共产主义。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建立一个“超极权社会”，将三层结构变成等腰三角形结构，毛泽东还在最上边，通过个人崇拜变成了“神一般的存在”，然后把群众“从最底层往上提一提”，把干部的位置“往下压一压”，变成等腰三角形地位相近的“两个腰”，用“大民主”的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让群众来监督干部。
极左派的主张在经济、思想、人性改造上都是非常清楚的。吴思表示，当时他们认为，人是一定有私欲的，如果你刺激它、调动它、发挥它的积极性，它会长的更加茁壮；如果你不断调动人的正义感，同情心，调动人们对于平等、人生意义的追求，“无私的一面就会起来”。所以极左派们的主张是尽可能的追求那些“不许调动物质利益或私利的手段”。而“标准左派”则主张“既要无私也要调动一部分物质利益”。
这正是吴思认为现在所谓的“毛左”并不是真正左派的原因：“他们是要回到公有制、计划经济，彻底废除私营经济，重新搞公私合营吗？这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吗？如果不是，那他们连‘标准左’都不是，更谈不上‘极左’。”吴思表示，所谓的“左派”只是一种对平等的诉求，他们开出的药方既不是“极权”的，也不是“超极权”，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个左派“药方”有根本的区别。
另外，中国大陆每每出现左右论战，“左派”们总免不了抒发一下对毛泽东时代“平等”的怀念之情，并以腐败、贫富差距加大等事实来反证今天还不如毛时代。针对这种现象，吴思表示他们追求“平等”的史实基础是不牢靠的。
“毛泽东时代平等吗？这要看怎么说。”他认为，毛时代的相对差距不大，但底层出现了“饿死人的状态”，简直是无限穷。“虽然我的工资仅仅够温饱，但那个人饿死了，你说这差距有多大？”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人月收入100万（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我月收入可能就1,000元，但能吃饱饭”，相对差距确实挺大，但其实绝对差距反而没那么大，因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解决了温饱，贫困率也大幅下降。“但要是往负向走，饿死人了，那差距可就大了。”
毛泽东自己曾说过，高级干部有服务员、有汽车、有洋房，过得比资产阶级还厉害。吴思据此进一步指出，那还都是国家出钱，何况他们根本不用买别墅，高级干部的疗养院全国任何地方都有，“到那儿就白住”。“倒过来你可以说，这个集团有自己的别墅、有自己的特权，享受的那些东西跟今天的老板差不了多少，还更周到、更省心。但问题是，即使那个时候高级干部跟今天的老板差不多，那底层呢？吃不饱饭甚至饿死的大有人在，这个差距要比今天更严重，因为这个底线是没底的。”吴思表示，所谓的“左派”对那个时代的“平等”带有很大的想象色彩。
吴思还特别强调，对于平等或其他的道德要求，应该建立在可以选择的基础上，但毛时代的人们没有选择，都是被迫的，“整体强制进入这个状态”。他认为，机会平等是比绝对平等、相对平等更为重要的东西，当然也不能说现在的中国机会平等“彻底有”，但比毛时代显然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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