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8月17日，多位中共高层齐赴北京人民大会堂，聚焦“一带一路”。其中，习近平、张高丽、王沪宁、汪洋、栗战书5位政治局委员已多日未曾露面。外界多认为，这是他们从北戴河度假回京后首次现身。
此外，同样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三人，也得以与会。不过与前5位不同的是，他们在前一段时间仍然保持了正确的现身节奏，应该是未去北戴河。因此，这次会议可能是他们近期首次会面。
胡春华、孙政才是25个政治局委员中仅有的两个出生于1960年后的领导人，被很多人视为未来接班的重要人选。此次进京与会和其他高层聚首，再加上往期六中全会前的北戴河会议曾有商讨接班人选的旧例，难免令外界再生联想。
胡春华与孙政才在5月30日共同参加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此次又随习近平共同出席“一带一路”相关工作，可能意味着两人未来更进一步进入接班人序列形势渐趋明朗。
但郭金龙、韩正、张春贤、胡春华、孙政才五位镇守一方的现任政治局委员，均未前往北戴河度假，也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不论如何，中共接班人制度如今出现了观者难解的疑云。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近代以来的接班人制度其实一直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不像美国的总统选举形式自其立国起，已经运行二百多年。
一般认为，毛泽东在位时主导确立过三个接班人，分别是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刘少奇被其打倒，林彪“抢班夺权”失败逃亡，华国锋是其行将就木的时候推上前台，不久后即被邓小平取代。
邓小平则主导安排过四个接班人，分别是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前两人因施政和内部博弈而出局，江泽民也曾有触礁风险。胡锦涛任职期间，出现“老人干政”的体制性问题，酝酿出严重的政治危机。
习近平上位得到中共党内较为广泛的认可，被认为十七大时推出的未来“共主”。其接班之势在2007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之时就已铸就。从胡锦涛到习近平，是中共执政以来最顺畅的一次接班，但是其间存在很多时势偶然性因素，此前也有一定的争执。
因此可以说，中共执政以来的历次接班，都出现过或大或小的风险。
在任何一个国家，确定一个未来领袖都非易事，并没有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固定制度。需要考究无数个人的人生履历、经验、性格、能力、资源，需要获得内外较为广泛的认可支持，考虑历史的传承和未来的责任，需要为其配置合理的团队，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还需要照顾和培养其人脉与权威。而保持前后衔接和缓议设定接班人，可能是中共高层对当下接班人制度改革着重关注的方面。
中共十八大后，逐渐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其中的“全面深化改革”并非虚言，党、政、军、社会、文化、舆论等等方面均有所涉及，即使是十八大前热议的“政改”，也在以中共所能接受和设定的节奏在推进。
改革已经开始触及中共最高层。2016年7月末的政治局会议提出，将于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将制定一部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在这种由浅入深逐级推进的改革进程下，有关中共接班制度的改革可能已在习近平一代领导层的既定议程中，只是目前时机环境尚不具备。
王沪宁曾写过一本标题为《美国反对美国》的书籍。书中发表了他的看法：“任何政治体制，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权力交替。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难以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之所以有作用，在于它们能保护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团体之问的权力关系。”显然，这一评析也适用于中国。
多维新闻此前曾有文章《从习近平握手孙政才审视中共接班制度》指出，早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一届初上台开始，外界在观察身在高层相对年轻的人物，特别是广东、重庆两地一把手胡春华和孙政才时，往往会联想到中共未来几年后的“接班”问题，以“接班人”的标准进行审视，并对其得失功过评头论足。胡春华与孙政才也比很多地方诸侯更显得低调谨慎、如履薄冰，这可能会使其施政更趋保守。
与此同时，对于他们的过度聚焦，也有可能对在任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造成干扰，并且不免令一部分观察者过多地从人治、权力的角度解读中国政治。这种现象在美国也有所体现，比如美国总统在卸任之前几年内，已被为期数年的下届总统大选抢去风头，其在继承和捍卫自己政治遗产方面会投注过多的精力，因而影响其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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