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了召回制度，消费者就拿到了“尚方宝剑”。
在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进行约谈和启动缺陷调查情况下，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2016年10月11日起，召回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全部三星Note7手机，共计19万余台。
自今年8月2日三星Note7发布以来，在全球各地频繁曝出起火、自燃、爆炸事故。9月2日，三星就Note7炸机事件致歉，宣布此前向10个国家发售的250万部智能机在召回之列，却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外。理由是：在中国大陆市场正式发售的国行版Note7，采用了不同的电池供应商，不存在电池安全问题。
但国行版Note7的电池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在没有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情况下，三星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执行双重标准，与韩国、美国形成强烈对比，这让中国消费者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质检部门迟迟未有举动，这不仅仅是“动作太慢”的责任意识问题，也提示中国缺陷手机召回制度必须要尽快出台。
关键是，在中国销售的国行版Note7并非如三星所言的安全，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20起三星Note7手机过热、燃烧事故，而三星公司一度拒不承认，认为是用户外部加热所致。现在决定召回，显然是承认确有问题。当初的信誓旦旦刚刚落地，就被事实打脸。
三星执行双重标准，且产品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按道理，有关部门应该迅速强制要求三星召回缺陷手机，而不只是拖延及温和约谈。除了责任意识问题，也说明中国目前缺乏缺陷手机召回制度，影响了相关部门的强硬执法，给消费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一旦有了召回制度，消费者就拿到了“尚方宝剑”。召回的成本太高，企业不敢以牺牲公众安全利益为代价来换取高额利润，会更注重产品质量，不敢有丝毫粗心大意，消费者可以大大地节省维权成本。
纵观上世纪90年代中国手机市场大规模发展以来，至少已发生过两次洋手机召回：2001年松下GD92、GD93两款手机召回；2006年摩托罗拉手机“明”（A1200）召回。而国产手机召回，最具代表性的是2015年7月，TCL主动召回么么哒3S部分手机。这些召回行为皆为企业主动行为，并非受到国家法规强制要求，因为我们一直未在缺陷手机召回方面立规矩。
其实，早在2004年，因手机质量问题居高不下，中消协曾向国家有关部门提议设立手机召回制度，对手机设计缺陷问题，要“强制召回”。但这个建议十余年来，因种种原因一直被搁浅。此次三星敢公然采取双重标准，事发初期对中国拒不实行召回，不能不说与中国召回制度的缺失有关。之所以在美国迅速召回，因为美国有召回制度，公司一旦拒绝召回，那么政府罚款、消费者诉讼赔偿、公司信誉受损等，将使其付出更多。
今天，人们已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手机的作用和重要性无须赘言，已经到了须臾不离的地步。谁都害怕手里的手机突然变成手雷，出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尤其是安全考虑，对缺陷手机产品实行强制召回制度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不能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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