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名额如何分配？曾数次巨变

　　成员领域分布藏玄机 政治局架构定型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上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先后四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到“习核心”，引来外界的高度关注与褒贬不一的评判。不过，真正让李鸿忠处于风口浪尖的，不仅仅是频繁的“表忠”之举，而是他所处的天津市委书记的职位。当中共组织部门下达李鸿忠由湖北调入天津的人事任命时，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他已经基本敲定十九大上“政治局委员”的位置。

　　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自十七大开始，成员人数稳定在25人，如果按照担任的主要职务进行划分，会发现来自党务、中央政府、军队、地方大员、人大、政协等6个不同领域的成员，在政治局内的比例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比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和新疆等六个地区的一把手基本已可以看作是政治局的固定成员，李鸿忠将在十九大上“入局”的判断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事实上，中国政治的观察者鲜有不知道政治局的，但对政治局有深入了解，特别是知晓其历史流变的，恐怕比例不会太高。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三十多年进行观察，会发现从中共十一大到十八大之间，在政治局成员的领域分布的问题上，发生过多次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出中国的政治重心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向经济建设倾斜的现实，也体现出政治局不断走向正规化、制度化的历程。

　　人大、政协：“花瓶”底色难消

　　其中变化最明显的当属人大、政协这两个领域。1977年中共十一大及其之前，政治局中并无来自人大与政协的成员。十二大上，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国政协主席两个职位首次出现在政治局中。然而在十三大上，这两个职位又出现了双双缺席的现象，十四大也只有人大委员长进入政治局。一直到中共十五大开始，人大、政协这个两个领域的一把手“入局”且成为常委才逐渐形成惯例。

　　不过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从十一大到现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人大与政协两个领域在政治局中的分布始终有“形式大于内容”的意味。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人大委员长彭真、政协主席邓颖超进入政治局，更多的是因为其“中共八老”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十三大时人大与政协又从政治局中消失了。

　　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局中一下出现了4名来自人大领域的成员，除了人大委员长李鹏属于常委之列，田纪云、姜春云、谢非三位人大副委员长均是上届政治局成员，此三人以人大的身份继续留在政治局的安排，颇有“养老”之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王刚在十七大时以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入局”，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进入最高领导机构“曲线救国”的路径。从十六大至今，除了人大与政协的一把手，间或在政治局中安排一个人大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作为成员，成了中共高层平衡权力分配的方式。

　　军队：文革后的“稳定器”

　　文革结束至今，政治局成员中，军队领域的变化是最大的。1977年十一大时，来自军队的政治局成员有7人，比例接近整个政治局的三分之一；十二大时更是达到了9人之多，占比36%。然而1987年的十三大，军队领域的人数骤降为2人，十四大、十五大甚至只有1人，从十六大到现在稳定为2人。

　　政治局中军队领域人数的变化，与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十一大的召开时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次年的1977年，中共刚刚结束了对“四人帮”的清算，政军两界亟需稳定局面，所以才有了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等多名军界将领“入局”。

　　而文革十年的混乱对党政组织机构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遭到迫害或不公正对待的很多老干部都希望能在新时期发挥作用，因此十二大的政治局，依然可以看到聂荣臻、徐向前等开国元勋。随着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要务，以及老干部因为年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十三大开始，军队领域在政治局中的人数再未超过2人（同时兼任军委主席的中央总书记算作党务领域）。

　　地方大员：紧随改革开放轨迹

　　与军队领域正相反，政治局成员中的地方大员经历了人数稳步增加且形成固定模式的过程。中共十一大时，政治局中只有3名地方官员，且只涉及北京、上海两地。到了十二大，地方大员只剩1人。从十三大到十五大，政治局中的地方大员人数稳定在4人。从十六大开始，地方大员增加到6人。

　　而蕴含在人数变化中的另一大信息——哪些地方大员能进入政治局，则体现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迁。十三大之前，地方大员入选政治局的关键因素是“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十一大上，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倪志福能够“入局”，又在五年后以天津市委书记的身份成为唯一“入局”的地方大员。

　　从十三大开始，地域因素在“入局”的考量中变的重要起来。最典型的例子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紧接着召开的十四大，天津、山东、上海、广东四地的一把手进入政治局，这显然与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春天的故事”有关——在“步子还可以迈的快一点、大一点”的指示下，这些沿海地区承载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责任，“下海”一说也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十一大至今唯一一届没有北京一把手的政治局，可见当时把对外开放提到了何种高度。

　　随着中国政经格局逐渐步入轨道，从十七大开始，入选政治局的地方高官也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分布态势，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广东和新疆的一把手“入局”固定下来，这背后既有拉动区域发展的经济意义，也有民族稳定、地区安全的政治意义。

　　党务：中办主任入局的隐秘任务

　　政治局成员的领域分布的演变中，变化最小的当属党务领域。中共十一大以来，政治局中来自党务领域的人数始终保持在6-9人。不过其中依然不乏看点：十二大上，随着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习仲勋、宋任穷、胡乔木等人进入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一职位便成了历届政治局成员中党务领域的最大来源。

　　更大的看点发生在1997年十五大，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进入政治局，这是中纪委书记“入局”的肇始，其后的吴官正、贺国强、王岐山等也都循例入局，并成为常委。正是在这一时期，反腐成为中共党建的关键词，中纪委日渐权重。而随着中共党建力度的加深，中办主任栗战书也在十八大上得以“入局”，这是中办主任首次进入政治局。有评论认为，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为外界所知，如今栗战书在党建方面动作连连，已经不是单纯的“大内总管”，而是王岐山之外，习近平可以仰赖的又一个可靠助手。

　　另外，王沪宁出现在十八大的政治局名单上，也是历史上首次有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入局”，凸显了中共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视。

　　从十七大开始，政治局的规模固定在25人，成员的领域分布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比例模式。以2012年选出的第十八届政治局来看，在党务领域，分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中纪委书记、中组部部长、中办主任入局；中央政府层面，为国家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名国务院副总理入局；军队领域，为两名军委副主席；地方大员则是四个直辖市、广东和新疆的一把手；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两人及政协主席。

　　可以预期的是，在今后的中共政治结构中，处于决策顶端的政治局可能会出现个别人员或职位调整，但成员的领域分布将大体保持这一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