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汪丁丁今年1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站在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他“想象”了如果雾霾长期持续下去、北京这样的都市将会发生的场景，包括人口外迁、中产移民、抗霾技术研发应用、污染企业南迁等等。事实上，不到一年的时间，有些现象已经开始发生。在各地雾霾指数爆表的今天，汪丁丁教授的这篇文章，仍然具有足够的警醒意义。
正文：
今年冬季北京的雾霾格外严重，似乎有一种长期化的趋势。
关于雾霾，基于国内发表的各种科学研究报告，我整理而得的理解框架是：这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现象，可用洛特卡锁相矩形来表达——例如在二维直角坐标系之内，当各类污染的总量低于某一阈值时，任何一种污染的排放（汽车、麦秸、煤炭、空调、……）都不足以引发持续雾霾，不过，一旦污染总量超过这一阈值，任何一种污染的微弱增加就可引发持续雾霾。然后，出现持续雾霾之后，降低任何一种污染都很难导致雾霾的消失，除非污染总量低于另一阈值——这一阈值通常远低于上述的那一阈值。
这里的关键，请注意上述两个阈值的差距，可使雾霾再度消失的阈值，很可能对应于工业化之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从而社会几乎不可能容忍工业污染低于这一阈值——意味着人均收入下降至每年1000美元以下。
当然，还可能有另一种情形，就是全民觉醒，恰如一夜改变交通规则那样地觉醒（否则就有“三分之一定律”）。觉醒之后的中国人，任何时候开车出行都会感觉羞愧难当（如同裸体在商场里购物），以致更愿意使用公交系统（前提是公交系统确实能减少污染至第二阈值之下）。
事实上，赤裸裸的自私行为，迟早将被更文明的人类视为不可容忍和缺乏教养，以致永远无法找到同伴——无异于自杀。
现在可以讨论我们的主题了：如果雾霾成为长期的，如北京这样的都市将发生什么？或许我仍可想象经济学家习惯于想象的某种长期均衡状态。
首先，人口将从大都市向雾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区迁徙，前提是雾霾被医学确认为肺癌和抑郁症的长期主因——极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和心脑系统疾病的短期主因——极不利于中老年人养生。互联网技术普及和成本降低，有利于人口从密集到疏朗的迁徙过程。
其次，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这一效应十分类似于持续战争诱致的移民潮。谁也无法阻拦，因为在马斯洛需求层级当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这一最低需求，这一社会就不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
与战争难民的年龄结构类似，在成本制约下，雾霾难民更多由儿童和年轻人组成，因为这些人以更高概率延续他们的家族（这是人性的生物本能）。
关于人口迁徙的各种学说当中，适用于雾霾移民的是“pushing-pulling”与“移民成本”的联合作用模型。所谓“pushing”就是被本国的恶劣条件“推出去”的那些人。所谓“pulling”就是被他国的优厚条件“拉出去”的那些人。如果移民成本足够高，不难想象，最适合移民海外的是那些敏感地不喜欢本国生活条件并且具有高学历从而很容易被他国“拉出去”的那些人。可是，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呀。
我的同事胡大源，根据报道，估计北京地区的雾霾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700亿（每年）的水平。我估计，大源的估计无法考虑如“脑流失”这样的长期损失。类似地，我们也缺乏数据来预测长期雾霾导致的各类健康损失。
依照我的另一同事宋国青常用的拇指规则，家庭收入的六倍，大约是家庭财富。与此类似，我估计，每年700亿元的收入损失，它的六倍，也就是大约5000亿元，是长期的损失——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折现率很高，未来各年的经济损失折现到当前时刻，六年之后损失的或可忽略不计。
上述估算仍远未表现持续雾霾的长期影响，因为这些估算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并未考虑政治的和社会的影响。不论如何，我们姑且承认5000亿元是雾霾导致的北京地区的经济损失。于是我们可以询问北京的政府，用这样一笔钱（5000亿）可能做哪些事情来降低雾霾？我很悲观，我不认为这笔钱可使北京的雾霾消失或减少至能忍受的水平。
根据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北京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70%）来自汽车尾气排放，可是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来自燃煤。我们记得2015年9月的蓝天，被称为“阅兵蓝”。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据报道，京津冀地区完全停产的（或许可疑）企业数目大约5000家。
这些企业养活了多少人口？或许有很多小企业，或许，平均而言，一家企业养活100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五口之家），那么，50万工人家庭总共有大约250万人口。不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损失，单纯命令这些企业永远停产，中国社会可能需要完全负担250万人口的生活费，假设每年每人4万元，一共要支付的费用是1000亿元。试问，北京市政府愿意每年损失700亿元还是愿意每年支付1000亿元？其实，也可以干脆由北京市转移支付每年700亿元给这些企业，前提是永久停产。
不过，动态而言，这一方法无效，因为它可能诱致更多的污染企业到北京的政府来“索赔”。更何况，这些完全停产的企业还有“乘数”效应呢。
能否诱致对抗雾霾的新技术？当然可以。问题是，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西方社会负责研发而中国负责制造。雾霾是中国现象，西方研发部门没有积极性研发对抗雾霾的新技术。于是，中国必须，这一次是真的，自主研发对抗雾霾的技术。我很怀疑德国研发的过滤雾霾的纱窗，之所以一年多没有进入市场，是否合用？
根据一份报告，各种口罩的抗雾霾实验，其中3M专业口罩（带气阀的）大约可降低PM2.5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目前室外污染指数500，带着这种口罩可使进入鼻腔的空气的污染指数降低至大约50，仍然不健康，但凑合活着吧。
我的观察，绝大多数开车的中国人，更愿意继续开车，同时在车内安置一台或更多空气净化器（几百元的那种）可降低污染指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然后，在室外或车外戴口罩。所以，最终的受害者仍是他们的孩子（更易污染更缺乏戴口罩的习惯更喜欢户外活动）。
最后，我意识到雾霾在北京地区似乎有一种类似“收益递增”的趋势：严重雾霾导致更严重的雾霾。这就意味着开篇所述的第一阈值在持续下降，直到使北京地区永远笼罩于雾霾之中。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均衡，或许是最可能出现的长期均衡。
那时，根据以上分析，北京的大街小巷能见度不过五米，昼夜灯火通明，防毒面具和氧气筒（至少在新技术出现之前）成为与iPad同等重要的日常可穿戴设备。由于终年不见阳光，“雾霾抑郁症”成为北京地区最常见且最高发的心理障碍。
因此北京地区工作人群的必要劳保条件之一就是每年要有更多时间在外地度假，每年这样的假期可能长达半年。继续想象：由于“脑流失”，北京地区将只有科技含量很低的产业。第一流的教师和学校将最早迁徙到污染更少的外地——例如张家界。接送孩子的校车，将从市内大巴改为跨市包机。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京津冀一体化，借助于政治强势，将大部分污染企业南迁。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生存困难的北方人不断侵扰南方，可以一直侵略到亚洲大陆的最南端，或任何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污染的南迁，很可能是一种选择。（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汪丁丁）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