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北京东四环百子湾，市民在大雾中出行。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连日的重霾，“逃离”成了热词。
一些在雾霾下“同呼吸共命运”的人选择外出甚至移民的方式“躲霾”，逃离并非易事，总会遭遇坚守和放弃的强烈对撞。
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后的三年，污染下降趋势明显，重污染发生的频率、程度也在降低，但频频发生的雾霾还是会让部分人选择逃离。
治理雾霾是一场全民运动，在这场“持久战”中，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
为躲霾移民 其实“想回来”37岁的樊蓓目前在教育行业某企业负责心理咨询工作，2001年来到北京的她已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近16年。对于这座城市，她有着很复杂的情感，这种复杂的感情在她的孩子到来后日益显著。
连续三年离京躲霾“第一次感觉雾霾比较严重是三年前，那时刚刚爆出北京雾霾超标的情况。”樊蓓说，那是她当母亲的第三年。
为了应对雾霾，两年前，樊蓓为家里添了2台空气净化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又和其他家长集资给孩子幼儿园买了1台，我们办公室里也放了一台，最近还准备再买1台。”
然而，即使这样也并没有让樊蓓心里踏实。“虽然孩子的幼儿园条件各种环境都比较好，但是一到冬天咳嗽感冒的人就比较多，患呼吸道类疾病的也比较多。”
为了躲霾，这三年来，樊蓓每年冬天都会带着孩子离开北京，“第一年去了三亚，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第二年我们去南方自驾游，从北京出发，到广西、贵州之后再回到北京，中间也大概两个月时间。每次都是12月或1月开始出发，3月份再回到北京。”
每次“躲霾”，都是全家出动。“一般都是全家一起走，如果我老公走不开，我会先带着孩子和父母先出发。”
“今年我们去了美国，九月份出发，在那边住了四个多月，最近因为有些事处理就提前回来了，要不肯定会雾霾季节过了再回来。”樊蓓说。
“和小时候的天不一样了”去美国躲雾霾？记者有些好奇，为何躲这么远？
“其实我们想移民到美国。”樊蓓告诉记者，这个想法三年前就有了，“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雾霾是比较大的推动因素，也希望给小孩一个更宽松的环境”。
每天看到朋友圈转发的各种雾霾的图片，觉得比较可怕，虽然生活中并没有遇到因为雾霾确诊为各种病症的案例，家里也购置了空气净化器，但内心的恐惧总是让她觉得不踏实，这种不踏实在孩子身上就更加明显，“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呼吸到干净的空气。”
对于普通人来说，移民美国是件大事，并不容易。家里人怎么看？对于这个问题，樊蓓表示，家里老人比较支持，现在孩子比较小，对于当地的环境也比较喜欢，很喜欢当地的阳光空气。“而且对于雾霾，我老公的触动更大，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看到最近几年北京的雾霾这么严重，他很难过，和小时候的天不一样了。”
为了办理移民，樊蓓一家从2013年年底就开始准备，“需要准备资金还有各种材料等”。
办理各种手续用了两年多时间，“现在手续材料已经审批得差不多了，但因为递交的人比较多，还在等排期。”
另外，也从生活方面进行了准备。“去之前肯定会有一些担心。这次之所以在美国待这么久，主要是带孩子去那边适应环境，找当地的幼儿园适应语言等问题，我们也会在那里开启新的生活和事业，方向更加明确，但也不会太担心找不到工作，还是有一些机会。”樊蓓说，以后也会把老人接过去，如果比较适应当地环境，再给他们办理亲属投靠等手续。
在谈到移民过程时，樊蓓表示，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但当记者问到移民之后是否还会回来时，她说，“其实还是会想回来，毕竟亲人朋友都在这边，我们的积累也在这里，以后可能还会回来。”
“撤退”丽江只是个人选择天就像个盖子一样，灰蒙蒙的，能见度很低。兰燕飞把窗户关得死死的，3岁的儿子不能出去玩儿，只能趴在窗户边上看看外面。
逃离生活7年的北京兰燕飞就这样看着儿子，这是2013年还在北京时的场景，至今让这位母亲印象深刻。次年初，因为无法忍受雾霾，她逃离了生活工作7年的北京，“撤退”丽江。
离开北京3年，只要是雾霾天，兰燕飞总会收到朋友的信息，“觉得我当初的决定非常对，他们看到我发的蓝天白云照片就‘咬牙切齿’。”
儿子2010年出生在北京，女儿2015年出生在丽江。去年年初，因为儿子要上小学，兰燕飞又举家从丽江搬到深圳。
兰燕飞是湖北人，2007年从江苏到北京。对天气的关注要从2010年开始算起，那一年，兰燕飞怀孕了，她开始觉得空气问题比较严重。
这也跟丈夫的工作有关，“他一直在公益领域工作，对环境污染有些研究，比较早关注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讨论空气方面的问题，他给我普及了很多专业知识。”
个人关注的背后有国家层面的推动。2012年，国务院发布空气质量新标准，增加了对PM2.5值监测。2013年是北京开始在35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监测PM2.5等5项污染物质的“元年”。
也是在这一年，兰燕飞发现3岁的儿子特别容易生病，每次去医院，排队看病的孩子总是特别多，并且很多都是呼吸道方面的疾病。
兰燕飞说，小孩太小，她只想努力让他去一个环境更好的地方生活。
面对雾霾想到逃，有没有想过要去改变？“我解决不了雾霾的问题，那我就解决家庭的问题，解决孩子面临的问题。”保护孩子，是兰燕飞的选择。
“可以多一种选择”策划一场逃离。首先是来自父母的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直接，我在北京打拼多年，好不容易工作、生活稳定了，终于步入正轨，却要把一切都抛弃，太可惜。”
2014年，兰燕飞32岁，有着不错的工作，已拿到工作居住证，儿子也上了公立幼儿园。说到逃离，父母对她未来的发展充满不安全感，但对兰燕飞来说，不安全感来自生活的环境和孩子的健康。
还有工作，离开北京不意味着隐居，得挣钱、要考虑生存问题，正好有一位丽江的朋友联系兰燕飞过去帮忙做新媒体，这对本就从事媒体工作的她来说并非难事。“这个是最主要的，把工作敲定了，其他的都好说。”
兰燕飞回想了一下，在这场逃离中好像没什么“决定性时刻”。当年3月，计划好了，收拾东西、打包行李、工作交接、订机票，就这样平顺地离开。
最具有仪式感的是和朋友不停地约饭，“在北京那么多年，朋友很多，今天一桌明天一桌，大概吃了半个月。告诉他们，我要走了。”
有朋友对这样突然的决定不解，在北京这么久了，人还年轻，有大好的拼搏奋斗空间，不就是雾霾嘛，几天就扛过去了，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如果我没有小孩，我也不会觉得是很大的问题，就像很多人一样，虽然雾霾那几天很难受，但是我可以扛过去，心里都会这么想。”
雾霾再次来袭，不断有朋友向兰燕飞咨询是否应该离开，“我不能代替任何人做这种决定，这种选择是非常个人化的，我只是建议，为了孩子的健康，可以多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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