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总部大换血 人事将现大变局

　　解放军军委总部角色变化，被认为舆论是中国军改最成功的部分——尽管习近平(专题)的军改阻力重重，至少目前还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不断推进。

　　中共军改动作亦是“以上率下”先从军委总部开始的，从原有的“四总部”到现有划分15个职能部门，架构上的变化已经将军委总部机关的角色转变——上服务于军委主席，下为各战区、军种提供保障。即由原来的总部领导机构，变成了为军委（或者说军委主席）决策支持和为军事力量提供保障“综合性服务机构”。

2016年1月11日，习近平在北京接见调整组建后的军委机关各部门主官（图源：新华社）

　　分析人士称，解放军军委总部在军改后的角色转换，符合习近平最初的军改预想——重新厘清了军委总部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变化背后，必然是人事调整的变化。目前任职军委总部的原四总部长官，均在军委委员序列之中。而随着换届的进行，他们所代表的相应职位的继任人选，是否还仍在军委序列中恐怕并不乐观。

　　2016年1月，解放军军委机关调整组建，把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由原来的4个总部改为1厅、6部、3个委员会、5个直属机构共15个职能部门。

　　陆媒对此解析为：从“4”到“15”，不只是数字增减、名称改变、机构重组、人员调整那么简单，而是结构性、功能性重塑，是对指挥、建设、管理、监督路径的战略设计，是决策、规划、执行、评估职能的全新配置，实质上是军委机关从定位到职能再到机制的再造。

　　观察人士称，军委在原有的四总部架构下，将权力集中到了几个人手上，郭伯雄、徐才厚等人分头把持了四总部的权力。“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上行下效后，中国军队积年形成的“烂摊子”交到习近平的手上，习近平选择了军改——首先从军委总部开刀。

　　军改思路清晰地将军委机关的角色，从“总部领导”转变成为军委的辅助机构，即通过体系运转为军委主席指挥和掌握庞大的军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其角色更多的是：上服务于军委，下为各战区、军种提供保障的“综合性服务机构”。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这里已经将原四总部的权力弱化，代之强调的是军委整体的作用。

　　这是中共设计的新型军队指挥体系的基本思路。一方面，军委总部机构为军队领导层——军委，尤其是军委主席，提供决策支持；另外，也为各大战区军中提供包括物质资源、军事装备，以及兵源等后期保障。

　　军委或者军委主席的命令，直接下达到战区及各军种，不在经过原有军委总部机构。而在军委原有“四总部”的架构下，不仅是军委主席被架空，而且中共“党指挥枪”的底线亦被消弭于无形。

　　2016年4月，习近平首次以“军委联指总指挥”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也是“解放军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这一机构首次披露。舆论由此判定，军委总部原来被赋予的作战“指挥”职能，已转移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军委总部机构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服务机构”。

　　分析人士称，军委总部在军改后的角色转换，必然是人事调整的变化。目前任职军委总部的原四总部长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后勤保障部部长赵克石、装备发展部部长张又侠，均在军委委员序列之中。而随着换届的进行，他们所代表职位的继任人选，是否还仍在军委序列中恐怕并不乐观。　　

　　中共十九大前，原有五大战区司令、政委（视频）将会有大幅度调整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在军改中被擢升进入军委总部各部门的新生力量，如国防动员部政委朱生岭、训练管理部政委张升民等，均在军委总部体系内部，或者外调高升。朱生岭曾长期服役于原南京军区，中共十八大后，朱生岭仕途加速，于2016年年末调任武警部队政委；张升民则于更早的2016年11月，由训练管理部政委调任后勤保障部政委。国防动员部和训练管理部均是军改后的新设部门。相信在十九大前的调整中，这些新设部门的将领将获得更大提升，人事大大变局已是必然。

　　将要面对的三大难题

　　在习近平推进解放军第二轮军改时，解放军空军上将、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称，“各国军改都在突飞猛进。留给中国军队的时间已经不多。”

　　观察人士认为，目前在军改的背景下，解放军军委总部将要面对三个问题：

　　其一，将领们能否更上军改思路？

　　现有的军委15个职能部门的主要主官均来自原四总部。在十九大前，无论是采取“换人”还是让将领“换思路”，对军委总部机关的构成人员来说，都是相当严峻的考验——军改不是简单地重新划分机构名称那么简单，军委总部机关有了新的角色定位，但将领们能否及时调整并跟上军改思路是个不小的问题。

　　其二，军队职业化进程的悖论。此次军改虽然部分模仿了俄罗斯(专题)军改，但主要是模仿了美国参谋长联合会议制度及其美军联合作战体制，模仿了美军的行政管理和作战指挥分开的体制。

　　但就职业化程度而言，有观点认为，中共“天然地”将军队的“政治正确”放在首位，而不是将军事作战能力作为第一位的考量，这与现代军队职业化进程存在着悖论。

　　其三，如何稳定军心？无论是换人还是换思路，都不同解放军在中共建政后几十年形成的固有思维模式。军委机关人员首当其冲要经受“心理关”和“转型之痛”的考验，无论是留任军队抑或转业，都对军心有一定冲击。

　　同时，这些也是解放军所有在编军人都要过的一关，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军改最大的成本，却是必须要面对的残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