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化工围城”之痛 李鸿忠的挑战

  　 两年前天津港“8·12”大爆炸形成的巨大深坑还未远离人们的记忆，近日曝光的天津静海区工业渗坑再次挑动民众的神经。外界赫然发现，天津存在已久的“化工围城”之痛并未消失。

　　更严重的是，公安局前局长武长顺落马前对抗中央巡视组的影响仍在、主政天津8年的黄兴国落马后留给天津官场的余毒未尽，天津官场生态问题依然。

　　然而天津的问题不止如此，雄安新区(专题)横空出世，滨海新区地位尴尬，在京津冀协调发展这盘大棋当中，天津如何定位悬念犹存。

　　背负多重问题的天津如何发展？当地的官场生态又如何重建？这些对于在中共十九大前积极表现的市委书记李鸿忠来说，是无法避开的挑战。

　　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化工则成为这个港口城市重要的支柱产业。据报道，2010年，天津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项目投入商业运行，天津建成了天津原油商业储备基地。当年度，仅南港工业区仓储物流组就已经拥有了中石化、中石油、泰达蓝盾、北方石油、京海石化等五个项目，项目库容总量达605万立方米。2011年，天津滨海新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炼化一体化基地之一和华北地区最大的炼油及深加工基地。当时曾有本地媒体报道展望远景时称，“目前正努力成为世界级生态型石油化工产业基地。”

　　化工为港口带来了经济效益，但也造成了巨大的隐患。2015年发生的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已经暴露出天津在安全生产特别是化工安全方面存在的严峻问题。2016年2月，中国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认定天津“8·12”大爆炸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有关地方党委、政府和部门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履职不到位等问题”。

　　前有爆炸事故的惨痛教训，后有中央政府的严厉指摘，天津却仍然在“华北地区发现17万平方米超级工业污水渗坑”图文报道中现身。问题出在哪里？已经形成的“化工围城”之困是不得不面对的遗留难题，当地官场“尸位素餐”更是症结所在。

　　官场不为之殇

　　2015年“8·12”大爆炸发生后，天津市新闻发布会上，一些官员“我不清楚，需要问一下同事”、“相关单位没有参加这场新闻发布会”、“这不是我的职责”等言论，将他们为官不为相互推诿的问题暴露于大众面前，以至于当时正在北戴河开会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题)不得不中断会议奔赴天津。

　　“8·12”大爆炸以后，天津官场大地震。一年多的时间至少有35名厅局级及厅局级以上的官员落马。另有74名“8·12”爆炸事故责任人员被处分，其中省部级5人、厅局级22人。在爆炸事故“头七”当日被查的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自1994年起曾在天津任职18年，调任安监总局之前职务为天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16年下半年，天津政坛迎来更大的震动：8月22日，天津市副市长尹海林落马。9月1日，天津市津南区委前书记吕福春等两人被开除党籍。9月10日，天津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落马，震惊整个中共政坛。据官方通报，黄兴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集中统一，阳奉阴违，搞迷信活动，打探涉及本人的问题线索，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其子谋取私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黄兴国落马后，网上流传黄兴国在狱中仍然可以组建天津第二政府的笑话。因为天津的政府成员从市长、副市长、区长到基层，包括商界的风云人物大多被查处或被判刑，堪称史无前例。且中央巡视组“回头看”天津时，通报了当地“政治生态遭破坏，好人主义盛行”等问题。天津官场在外界的眼中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2016年9月从湖北调任天津的李鸿忠不得不面对收拾天津官场烂摊子的局面。2017年1月，《天津日报》头版刊发报道称，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称，要彻底肃清黄兴国案的恶劣影响、肃清流毒等。3月底，中共高层从其他省份选派了4名官员“空降”天津，担任天津市委常委。4月初，天津政坛至少10名正局级官员职务集中调整。天津政坛频繁“换血”，显然是要清除黄兴国在天津的遗留问题。但是打破一个旧的官场风气，建立一个新的官场生态显然并非一日之功。

　　城市定位之尴尬

　　然而上述两个大问题并非并非李鸿忠要面对的全部。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大战略之下，乃至在雄安新区横空出世于河北保定之后，天津以及其管辖范围内的滨海新区如何找到自身的准确定位，也是李鸿忠不得不要解决的问题。

　　同处京津冀，雄安新区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冲击非常直接。首先，滨海新区的崛起，央企的投资功不可没。雄安新区的使命之一，是承接北京功能的疏解。当下已经有很多央企表态，未来将会投资雄安，甚至是总部迁址雄安。若央企未来对滨海新区的支持力度减弱，将大大削弱其竞争力，对天津冲击巨大。

　　其次，中共中央赋予雄安新区的七大任务中的第三条，就是发展高新产业。甚至不少人期望雄安成为中国北方的硅谷。而此前，在京津冀的布局中，天津被赋予了重点发展高新产业的使命。雄安新区的崛起，将在高新产业领域，对天津产生直接挑战。第三，在京津冀各个城市格局中，北京和天津一度被认为两极。而雄安新区的设立，冲击的不仅有北京，也有天津。北京和天津在中国城市系列中的经济地位，都将受到影响。

　　自中共中央及中国国务院4月1日以“千年大计”罕见提法祭出雄安新区，京津冀两市一省的官员态度引发关注。李鸿忠不仅第一时间表态滨海新区“要以雄安新区为标杆”，更称“党中央要求天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扮演什么角色；党中央要求天津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上，需要天津付出、支持、调整什么，我们都坚决服从。”　　

　　李鸿忠甚至在4月13日特别赴北京学习通州“城市副中心”经验，18日又亲自带队来到雄安向河北省官员当面表态“要天津付出什么我们都落实”。工业渗坑污染问题被曝光之后，李鸿忠更是迅速带领市长王东峰立作出批示，要求坚决彻查、严格问责，同时要求在全市范围开展自查自纠大检查。如今罕见的“低姿态”以及迅捷的反应速度，不仅彰显李鸿忠对京津冀“一号工程”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也显示出其在中共十九大之前这一敏感时间段的政治高站位”。

　　虽然如此，但是天津在这个大背景下，究竟有着怎样的定位？似乎并没有人给出答案。

　　中共十九大即将于2017年秋季召开，最高层级别领导人变动“如箭在弦”，京津冀协同发展“政治竞赛”也势将左右地方大员仕途。李鸿忠如何依托天津政坛，在“逆水行舟”中“争上游”？除了“讲政治”，还要更多的真才实干。